吴又可与非典 历史剧︱《大明劫》：一场瘟疫的表与里

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观影追剧的小系列。

这几天，小说《冠状病毒》中的肺炎疫情牵动人心，一部七年前的电影《大明劫》频频被提及。

这部电影的背景设定在明崇祯十五年，全国瘟疫，十室九空，李自成起义军又猛攻开封，崇祯帝不得已重新起用孙传庭赴陕领军平叛，期间偶遇医士吴又可。吴又可治病，孙传庭治军，两人在末世之变中发生交集，共同经历这场“大明劫”。

这部电影在2013年上映的时候并不算票房，但在今天，它在剧情、道具、演员演技等方面都是超群的，其中所反映的历史和故事也是发人深省的。

冯主演的电影《大明劫》海报

一、治疫

吴友是明清时期的医生和传染病专家。他出生在南京镇泽。“你可”是他的字，他叫吴有兴。他出生于1582年，死亡年份不详。一般认为1652年是清顺治九年。由于古代人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医生记载，流传下来的故事远不如政治人物丰富，百度百科长期将吴有科的死亡年份记录为1644年，声称他与妻子殉国，但没有人发现。

冯饰演的旅行医生吴有科

在吴又可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末大瘟疫盛行。吴又可亲身经历了这场大瘟疫，目睹了瘟疫对社会和人民的危害。在以医术济世的过程中，他继承了中国历代传染病知识，结合自身经验，对过去的传染病学进行了总结和批评，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着成《瘟疫论》一书，对清代的“温病学派”影响很大。

《四库全书》所收吴有科《论瘟疫》是总结页上的一个书影

《瘟疫论》在对瘟疫病原的解释上，超越了中医传统的时气说和瘴气说，而提出了疠气说。吴又可认为，与“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不同，“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即所谓瘟疫，与过去的伤寒、中暑不同，应辨征而治，“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将这种气称为“疠气”，认为其虽不可见，但确实存在，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

他对这种气的特征的描述非常接近现代传染病。

史料其实没有详细记载《大明劫》里吴又可前往陕西治病的故事，但这部影片里的情节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吴又可的事迹中阐发出来的，符合这位温病学派先驱的人物形象。

吴有科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江湖医生。吴友在治疗一个垂死的病人时，发现病人的舌头又黄又厚，他的心腹满是脾。因此被诊断为邪毒，果断开了大量泻药祛邪。服药后，患者出现腹泻，家属主动用人参黄芪等温补代替，但患者反而死亡。于是一瞬间，一家人就被改造成了“医闹”，拿着吴有科的药方，抓着吴有科去衙门。吴灿再次自信起来，拿出病人拿走的渣滓，向县长解释。县长证明是罕见的晴朗。听了双方的发言，仔细辨别糟粕后，他确认这是患者家属的私人药方。随后他确认不是吴有科的责任，并驳回了此案。——却说了这样的话:

吴又可，你行医用药异于常规，这次算你侥幸。从今日起，不许你在本官所辖境内行医。

县长真的不是一个昏官。他知道这场医疗纠纷是谁的责任，但他不能容忍吴的“异于常规”疗法，所以他只能被赶出自己的管辖范围。

是的，理由仅仅是“异于常规”。这个理由几乎贯串了整部电影吴又可的行医故事，当然他本人就是一个异于常规的医者，否则也不可能超越传统而提出新的医学理论、找到更科学的疗法了。不过他的“异于常规”却不容于当时的社会，即使县官明白这个道理，也不能再让他待下去。显然，如果吴又可再因为异于常规而出事儿，很可能就牵连到自己。既如此，那还是把他赶出自己的辖区，就和自己没关系了。

然而，这不再是一个常规的时代。

据学者赵献海研究，明代各时期瘟疫频度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至明末达到最高峰。而《大明劫》发生的年代，自崇祯六年起的一场大瘟疫已经愈演愈烈，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都未能结束。瘟疫始于山西，迅速扩展至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传染速度与死亡率远超以往，如崇祯十四年，开封府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其惨烈程度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在这种情况下，县长为了自保，把吴赶出了自己的辖区。

《大明劫》剧照:满城瘟疫，士兵屠马

于是吴又可背起行囊，一步步走到了潼关，去投靠他的师父赵川赵提领，而赵提领正好在孙传庭军中治疗疫病。孙传庭、吴又可，本片的两大主角的故事线终于交汇。

孙传庭在潼关治军，但肆虐华北的瘟疫已在潼关内外悄然降临。阅兵式一举行，被阅官兵就因病当场晕倒。赵在惠民药房带药，已经到了几乎无药可敷的地步。而蜂拥而上的军队也没能逃脱。在去潼关的路上，吴偶然遇到了患瘟疫的将军们...

官军，百姓，闯军，此时全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

赵奉官军之命，带军士来军中医治，吴有科也随去。赵体龄沿袭了几代医家的做法，认为军士率为“风冷夏湿，天气正常，侵肤感”，按《伤寒论》治疗。但吴有科从病人的脉象和经验判断，这位军士不是伤寒，而是瘟疫，解释为“吸入邪气”，开出了与赵完全不同的药方。

两个方子放在指挥使任琦面前，他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同样的症状开出了不同的方子，就去问赵提领。赵提领听完吴又可一番“异于常规”的解释后大惊，完全忽视了吴又可从成千上百病患中得到的经验，怒斥吴又可：

没有确凿的证据，你怎么能胡乱猜测！

随后，赵提领直接动用身份，告知任指挥使自己全权负责诊断，否定了吴又可的方子，并以“狂妄忤逆”“医家大忌”为由，不再让吴又可参与军中诊疗。吴又可再次因为“异于常规”而被赶了出去。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赵的做法。一方面，他遵循的药方毕竟是“医圣”流传千年的药方，是先人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如果你总是按照处方吃药，不管是什么问题，都不是你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他稍微做出一点改变，他就要对问题负责！

那还是把不合规矩的人赶走吧。

于是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直到赵自己被病人传染而死。

临死前赵提领绝望地呐喊：

医师传统，老祖宗疗法，即使救不了人，也不会死人！这有什么不好！

可惜赵提领至死都还在墨守成规，更没能明白，有些时候，没有及时救人就等于杀人。

当然，他不知道，如果一味压制，总有一天要闯进去。

日本天宝十五年刻本《新派宋班伤寒论书影》。千百年来，《伤寒论》不仅至今影响着中国，而且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吴又可又来了。

可惜他来晚了一步，赵已经死了。作为一名指挥官，他不想听自己的“鼠疫感染”，也不理解自己“隔离病人，开窗通风”的做法。但孙传庭杀了不按《伤寒论》办事的医生，又找到了吴有科。吴有科告诉孙传庭，伤寒之邪浅，只经皮传入，药除；另一方面，瘟疫深深植根于人们吸入气体后盘绕在体内的“膜状起源”。孙传庭显然不明白他说的这些理论。他只是不想重蹈七年前被大疫打败的潼关连长龙士伟的覆辙，要求吴再去部队服役。吴有科看着前方，不想走，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跑，去了部队。

吴又可显然知道孙传庭做好了杀他的准备，无论他是要逃，还是没治好瘟疫。

在军营中，官军严格按照吴有科的方法开展鼠疫防控工作，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对其进行隔离治疗，并按照吴有科“异于常规”的方子熬制药物，最终控制了疫情扩大的趋势。

不过疫情最终不是吴又可解决的。

孙传庭直接按照隔离区消灭了生病的士兵，放火烧。

吴又可只能痴痴地说：

警司控制疫情的方式比吴更有效。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孙传庭率军出关在即，不可能任由疫情发展，而从肉体上消灭患者无疑是最快消灭疫情的办法。

只是这不是医者所能接受的，吴灿想到的最坏的结果只是:

倒不如像先生那样以身殉职，死得其所。……大疫之年，也许这就是医者的宿命吧。

医生一如既往的善良。

二、治军

在这部电影的两个主角中，孙传庭可以出现在吴之前。作为他出场的伏笔，影片一开始是以大明的腐朽状况，开封行色匆匆，京城震动。除了片尾的介绍，吴有科还写了《论瘟疫》。在这部电影的主要故事中，孙传庭的结局比吴有科晚。

吴又可临走前，给孙传庭留了一张字条：

王朝的兴亡，唯有医学的方式永存。而能无能为力的，只有不辞而别。乱世中的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命运。

晚上和孙传庭谈话时，吴灿还说:

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人体，大明此时病得很重。吴灿受孙传庭之托在军中治疗病人，而孙传庭则受崇祯皇帝之托治疗整个大明。可惜大明的病情远比瘟疫严重，电影中的瘟疫终于被解决了，但强大的良药孙传庭却一直无法让大明康复。

而孙传庭的起用已经是崇祯皇帝病急乱投医的表现，在此之前他已下狱三年，只是因为朝廷将领对闯军屡战屡败，无人可用，不得以方重新起用。

崇祯皇帝:“扫贼需要多少人？”

孙传庭：“五千精兵足矣。”

其实入侵的力量有多大，五千精兵怎么可能够用！

但熟悉明史的人会发现这段对话有些耳熟。崇祯元年，袁崇焕对崇祯皇帝声称“五年全辽可复”，但实际只是因为“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时隔十四年，孙传庭也夸下此等海口，实在是因为崇祯皇帝一贯偏激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再接受自己谨小慎微、步步为营的战略了。

当然，袁崇焕补充了廖平五年的条件:“五年之内，户部转军，工部给装备，工部用人，军部调兵选将。国内外的一切都要对应，这样才能有好处。”崇祯皇帝还命四大臣“言出必行”。可惜的是，这四位大臣并没有真正“言出必行”，崇祯皇帝也没能等上五年。崇祯三年杀袁崇焕，“辽不能为”。

明知如此，孙传庭也仍然别无选择。当然，“五千精兵足矣”也是有条件的，虽未明言，但从本片后来的剧情可以大概猜到，就是对地方军队的绝对控制，土地的绝对掌控，和官员的生杀予夺。

到达陕西后，孙传庭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要杀死率部溃败的连长贺，杀死自己的部队和部，以确立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整肃军纪。

一条血颡光连肉，顿落金鍪在堂前。贺人龙伏法。

可惜这只是孙传庭最轻的病。

军械朽烂，不堪使用；火枪火炮，屡屡放哑；官兵之中，瘟疫盛行；军粮仓廒，处处皆空……

这些都不是孙传庭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问题。

而后方，孙传庭一再请求增加钱粮，崇祯皇帝一概置之不理，粒米不给，反而不断催促出兵。

崇祯皇帝已经失去了耐心

前有围困开封、声势浩大的闯军，身后更有不断催促的崇祯皇帝，身边则是各怀鬼胎、敲骨吸髓的官吏士绅，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军队更是罹患瘟疫……孙传庭的处境，像极了无计可施的医生。

但孙传庭毕竟不能无所作为。他必须想办法对症下药。

没钱没粮，根源在于土地悉数被士绅兼并，那就去清丈土地、造册纳粮；士绅明里暗里多方阻拦，那就杀鸡儆猴，再将他们家产充公；瘟疫横行，那就去找医生，一个没用，杀了再换一个……

只有崇祯皇帝、孙传庭解决不了。

崇祯皇帝一催再催，孙传庭无奈，简单粗暴解决完军中疫情，率军出关。

孙传庭出关的时候，这种级别服装道具的电影在2013年还很少见，当然今天也很少见

历史上的孙传庭实际上打了两仗，第一仗孙传庭以“兵新募，不堪用”请求崇祯皇帝暂缓出战，奈何崇祯皇帝不听。不得以出战后，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即所谓“柿园之役”。此战败后孙传庭回到陕西，打算死守潼关，日夜募勇练兵，屯田缮器。而崇祯皇帝竟继续“趣战益急”，传庭顿足叹气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自知必死，仍然出战，此次战役依然大败，孙传庭“跃马大呼而殁于阵”，终于战死沙场。随着孙传庭的战死，明朝也走向了末路，是《明史》所载“传庭死而明亡矣”。而讽刺的是，多疑的崇祯皇帝甚至以为孙传庭还没死，最终也没有给予赠荫。

历史总是相似的，有时候人们觉得是一个蹩脚的作者，江郎，改了同一个剧本的名字，又演了一遍。同样在潼关，在安史之乱中，葛韩曙多次受到唐玄宗的敦促，出关与叛军作战，结果大败。崇祯皇帝也是如此。仅一年前的崇祯十四年，他要求在辽东与清军作战的洪承畴动作要快，要打一场决战，结果晋松战败。

历史如此相似，而无人吸取教训，以致悲剧一再重演，令人扼腕。

蒸馏器

片中把孙传庭出关后打的两场战役缩成了一场，而且也没有正面反映战争场面。上一场景明军整队出关、鼓噪而东，下一场就是闯军收拾战场、孙传庭死于马下了。对于这一处理，有人认为是经费所限，无力再拍摄耗资巨大的战争场景。但我倒愿意相信是编剧的暗示——大明劫，并不是一场战争能够左右的。

这座建筑将会倒塌。孙传庭治军，却始终未愈。

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无法治愈。

三、治国

崇祯皇帝在这部电影中的出场率其实不高，甚至赶不上吴有科的老师赵。但实际上，他才是“大明劫”的真正主角。

剧照:崇祯皇帝

不是《大明劫》，是“大明劫”。

如果说吴是抗疫，孙传庭是治军，那么崇祯皇帝无疑是治国。

不是“治理”，是“治疗”。

崇祯皇帝之所以是《大明劫》的主角，是因为无论是吴灿控制瘟疫，还是孙传庭整顿军队，归根结底，崇祯皇帝都是在努力治愈这个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大明。

只可惜大明已经病入膏肓，已绝非他一人可救。孙传庭一人难以支撑明末战局，崇祯皇帝也无法一人解决晚明至当时的糜烂政局。也是因此，民间流传了种种崇祯皇帝的传说，比如他临死前怒斥群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比如清朝的顺治皇帝在祭扫崇祯皇帝陵寝时动情连呼“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总之都对这位亡国君表达了同情。

有网友开玩笑说，外面有清军，里面有义军，这发生在小冰河时期，瘟疫肆虐。哪一个单独拿出来对于统治者来说已经足够了，但是崇祯皇帝却同时追上了四个。和以前一样，这种暗示似乎是一种外因。其实这四件事上面还有一件事，就是明朝乃至历朝历代都存在的皇权制度的影子。一旦时机成熟，就足以掀起巨浪。

是官僚。确切地说，是痼化的官僚体制。

王亚南:《中国官僚主义研究》是中国官僚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

王亚南指出，自科举制、两税法实施，中国的官僚体制便基本成型。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的一切几乎都寄生、依附于这个体制之上。官僚因身份而获得权力，因权力而攫取利益，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可能是因地缘而形成，也可能是因学缘而形成……而一旦形成，便自发不自发地垄断上升渠道，侵占社会资源，直到这个利益集团变得颟顸无能而被消灭。

以防疫体系为例，在《大明劫》中看不到国家针对瘟疫采取的任何有效措施。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历代，梁启子的研究告诉我们，从中唐到元朝，“朝廷有时在建立和维持公共卫生机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范围并不局限于首都，而是遍及整个帝国”。但到了明代，国家平衡转为负数，政府积极干预公共卫生事务的传统式微。明朝后期，国家不再扮演传统的角色，提供医疗保健作为人民福利的一个方面。宋元时期在各地设立的济贫济困的惠民药房虽然得到了传承，但从明代中期开始基本没落，成为了一个灾难发生时才开放的公共卫生机构——我们可以在电影中的赵廷琍身上看到。明清以后，清朝继承了这一趋势，大部分惠民药店在瘟疫期间成为临时用药机构。与此同时，明朝中期以后，地方势力崛起，乡绅力量增强。人民赞助的医疗救助弥补了这一缺陷，瘟疫往往由国家先贤处理。梁启子指出:

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家角色的下降和有组织的活跃的民间力量的兴起，在中国之所以重要，更多的是出于社会而非健康方面的原因。对地方精英来说，这指明了一条可以确保他们在国家权力力所不逮的领域保持其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的途径。

然而，实际上，士绅权力的扩张并不代表社会救济的有效性。相反，他们会利用资源的垄断来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以顾清源为代表的乡绅侵吞了大量的军事领域，隐瞒自己的户籍，拒不纳税。即使面对即将灭亡的明朝，他仍然拒绝做出任何贡献——他怎么能指望他们去救灾呢？

而乡绅所依赖的，正是大明朝的官僚体系。顾清远他们之所以横行，是因为在地方他们有为他们烧了经历司的任指挥使，在中央则有为他们给皇帝递折子的“周阁老”，这个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即便是京师来的督师，他们也敢不放在眼里，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王法。这些人看似没有官身、实际在地方却具备官府的威权。

一群侵占军事领域、隐匿户口的不法乡绅甚至自信满满地说:“这个明朝还有王法吗？”

除非他们肉体上被消灭，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挽救不了大明朝的命运了。事已至此，崇祯皇帝也只能被发跣足上煤山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堕落官僚的影子从未离开帝国高层空。百余年后，面对波及数省的“召魂案”，乾隆皇帝深刻认识到了腐朽官僚的力量。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

四、余论

鼠疫应对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是医生能够解决的。应对大规模瘟疫需要国力的保障。杨念群教授在回顾近代防疫体系后指出:

清代的历史已经证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时间长短往往与社会和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关系，而不完全取决于医疗对个体病患者的实际治愈水平。或者也可以说，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应对策略决定着防疫的成效和水平。

与明清以来国家防疫缺位相反，近代中国开始建立国家防疫体系。1911年东北鼠疫的爆发，给中国的防疫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防疫专家连德武的指导下，三省总督Xi·梁利用政府的力量，有效控制了东北地区鼠疫的传播，这也成为全国力量参与防疫事业的开端。全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得益于1928年以来国民政府前后三位卫生部长刘瑞恒、颜福清、金宝山领导下近20年的努力。甚至在抗战时期，全国各省、县、乡的卫生体系也开始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得到更加全面有效的推进，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等一系列全民卫生防疫活动顺利开展，鼠疫、真霍乱、血吸虫病、天花等相继被消灭，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医学奇迹。

如此一正一反，足以证明大型群体性公共医疗卫生事业需要长效、大范围的体制保障，而在中国除了国家力量很难做到。在推广的过程中则必须警惕官僚主义作风的复辟，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注意信息的通达，以避免信息壅塞和谣传。在大疫当前的局势下，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坚定必胜的决心。毕竟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让我们以一首《送瘟神》来结束:

送瘟神

毛泽东

1958年

春风有数以千计的柳树，6亿只神舟竭尽全力。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连五岳银锄落，大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参考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梁启子:《面对疾病:中国传统社会的医学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中华书局，2012年；

林富士主编:《疾病史》，台北联合经济出版社，2011年；

皮国立：《“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2012年；

杨念群:《重建患者:空中西医学冲突下的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余新忠、赵现海等：《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

于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现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胡美：《医师今昔》，郭宇昕译，收胡适等：《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陈熹、张昊苏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

吴章等主编：《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在二十世纪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