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 小岗村包产到户带头人之一严俊昌口述: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
我叫颜,今年77岁,是一匹马。我是凤阳人。我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九个孙子,五个孙女,三个曾孙和四个曾孙女。每个家庭都有几十个人。
图|农业“大合同”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举行文艺演出
我这个生产队长的头号任务:让小岗村百口人填饱肚子回忆当年的经历,我没有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基本上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没有出现逃荒要饭的现象。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以后,群众的生活被破坏了,政府的大好形势也被破坏了,到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了。三年困难时期小岗上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我当时才十八九岁,我没有饿死掉,可以说什么都吃过的,那真是从死人窝里爬出来的。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了很多人,就解散了过去“大呼隆”的集体生产劳动形式。人都饿死掉了,还一天到晚搞假大空,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大锅饭不能再吃了。当时有个妇女,她家丈夫、孩子都饿死掉了,她怨天、怨地、怨我们的党的干部,她说我们家男人、孩子饿死掉了,干部家的老婆怎么还能生孩子呢?她恨得说,我如果有能力,我把干部家的孩子肉割来炒着吃。我头皮都麻了。我说天啊,一个女同志为什么能恨到这种程度?我哪天如果能当上干部,我要死在群众的前面。干部搞特殊,没有死掉,活着他会受到人民的痛恨,这是一种阶级恨。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根本不答应。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还要处什么对象。回想当年的经历,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好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基本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没有出现逃荒乞讨现象。然而,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人们的生活遭到了破坏,政府的良好局面也遭到了破坏。到1959年,人们开始饿死。在三年的困难时期,67人死于饥饿,6个家庭死亡。那时候我只有十八九岁。我没有饿死。可以说我什么都吃了。它真的是从死人的窝里爬出来的。1961年后,由于许多人饿死,过去“大呼龙”的集体生产劳动形式被解散。人都快饿死了,还整天做大假空。我深深体会到,这种大锅不能再吃了。当时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和孩子都饿死了。她责怪天地和我们党的干部。她说我们的男人和孩子饿死了。干部的妻子怎么会有孩子?她讨厌说,如果我有能力,我就把干部家的孩子肉切了炒。我的头皮麻木了。我说,天啊,为什么一个女同性恋会讨厌到这种程度?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干部,我会死在群众面前。干部是特殊的,但他们不会死。如果他们活着,就会被人民憎恨,这是一种阶级仇恨。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人,我完全拒绝了。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我需要别人。
图|当年签订大合同协议的农民成了小岗村的重要景点
1961年我成家了,我家属她确实可怜,兄弟姊妹都饿死了。我当时跟她说我不能和你成家,因为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跟我在一起早晚还是会饿死的。她说,天下老鸹一般黑,我跟哪个在一起不挨饿呢?我有了丈夫,我就有了依靠。我能够死在丈夫面前,我就知足了。我一听她说得这么惨,我不能再拒绝了。她搬过来,到我这一件衣裳都没有。那时候一人才发三尺布票,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有一次我老婆饿得在家直接瘫掉了,我马上抓了一把面,放点水搁锅里搅搅,搅点面糊子,喂她喝了下去,过了一会她爬起来了。毛泽东说,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为什么当时小刚的制作团队没有做好?关键是“大呼龙”的集体生产形式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勤劳的人受到打击,懒惰的人受到表扬。为什么懒人会被表扬?每年都有来自小刚的工作组,但是工作组在这里做什么?要把握形式,做一些形象工程。当时我反对这种做法。作为一名干部,我决心不搞特殊化。因为不想专攻,后来成为了生产队的干部。1977年底,庄稼还没收完的时候,梨园公社有人找到我,问哪个是严俊昌?我说:我又不是干部你找我有什么事?他说小岗这一两年的生产还是不行,担子你还要担起来,我们了解了,你当干部不搞特殊化,你又不能去要饭,那还不给你饿死了,你这次再干两年,你全家的生活,我们公社包了。我说我要当生产队长,我就不要你包,换句话说,我要你包我全家的生活,我吃饱了,我挨群众骂。我不要公社给的任何特殊待遇。图|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大合同”协议上按下了红手印
,我就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救活小岗这一百多口人?有次开会,有个老头说了,要么一家伙干。我说如果把土地分到户能把生产干好,那我们就这样干。又有老头说了,俊昌这个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的车子朝前滚,你如果这么干,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我说,只要能干好,管他车子朝前滚朝后滚,只要能滚饱我们大家的肚子,哪怕拉去杀头,我能看到你们吃到一顿饱饭,我也认了。我说,你们这几位老年人都代表着某一个家族,比如你姓关,你姓韩,你姓严,你这一门下现在划成两个组,两个又分成四个,四个又分成八个,就这样彻底把地分到户。当时严立学的父亲严国昌说,俊昌你这个马没有笼头,马去掉笼头只是野马,你认为你的命不值钱,你死掉一了了之,谁来帮你照顾你的家属和孩子?我说,你的情意我领了,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死,我也保不住我老婆孩子了,不但我一家保不住,我们小岗上的孩子都保不住了。孩子们在家里书都没法念,一天到晚在采野菜,采好野菜,都蹲在地上叫苦。有一次杨家英家两个女儿没采到野菜,被打得很惨。我说杨家英啊,你倒是作孽,你给她们打得半死,你想想你能忍心吗?他说俊昌,你看我们连菜汤都没得喝。我想想狠下决心,坚决走这个路。我把我的命交给人民、交给党。如果我被逮去,我就问我身犯何罪?那反过来说,我们一天到晚逃荒要饭,连裤子都没得穿,这还能是社会主义道路吗?后来严国昌说,你召集十八户来开会,就说如果分田到户的路走不通怎么办?他说枪打出头鸟,你是生产队长,万一这条路走不通倒霉的是你啊!图|实施“大合同”后,凤阳县各粮站仓库爆满,所购粮食不得不以空为由暂囤
顶着重重压力分田到户,终于尝到甜头后来,就像颜说的,大家都说如果我真的坐牢或者中枪,他们会支持我到18岁。我问你,如果不能打通分田到户的道路,你会不会后悔。大家都说不后悔。之后,大家都按了手印。我说,我们这样做是违背党的政策的,但是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自救,跌倒了再爬起来。我们在生产方面做得很好。首先,我们不能忘记国家。过去,我们的小驿站每年向国家上交1800公斤粮食。第一要完成国家的任务,第二要为集体留足,第三要做自己。你有什么看法?大家都说没问题。既然生产搞好了,就不能忘记党,积极为国家贡献粮食。之后有人说,分田分户谁也不能谈,家里亲戚朋友都不能谈。如果你说出来,我们还没有结束这个季节,还没有吃一顿饱饭,我们就要倒霉了。真遗憾!于是大家宣誓,小刚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从1979年的春天我就开始号召,哪怕在家吃树皮、啃树叶子,也要把生产安排下去。我们号召群众有一分钱都要拿去买种子,那年我们种了有100多亩花生,花生和山芋长得非常喜人,邻队一看,小岗生产队在干什么呢?有次开生产队队长大会,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找到我,说你到我办公室去一下,当时我吓得心里直打怵,这么多生产队长为什么就偏偏找到我严俊昌呢?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张明楼说,邻队有群众反映说你严俊昌把土地分到户了。我说你听他们扯,我长几个头,我敢把土地分到户。第二次开生产队长会,我不说实话不行了。张明楼说,俊昌我了解清楚了,邻队说你确实把土地分到户了,今天的会议你不说实话,口粮、牛草、种子,都没有你严俊昌的。我说那你不给我,我想要也要不到。图| 1979年,凤阳县委领导到梨园公社调研农村情况
回去之后,我再次召集这十八户来开会,我说从今天起国家的救济我们是没有了,我们如果要想吃国家的救济,就要把田重新拢起来。其他人都说,我们不要吃救济。我说如果把我们生产队的两头牛拉走了怎么办呢?大家说,牛拉去,我们就用大锹挖。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看到我,说严俊昌同志你要向党说实话,你一天不说我就看着你一天,你严俊昌是跑不掉的。就这样连看我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说实话了。当时张明楼吓死了。我说你放心,就算杀头我也不会牵扯你的。他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我是一级政府,我跳进黄河、跳进大海也洗不清啊!他跑到县委去汇报,然后凤阳县委书记陈来到了小岗。当时,当我们听说县委书记要来的时候,我们非常惊讶。我们怎么能过去见县长?陈亲自去小岗山调查询问群众,群众不敢说,因为之前发过誓,赌过。最后,我们大队的会计向陈报告,小刚生产队队长严确实把地分给了住户。陈叹口气说,小刚让它工作到秋天,试一试,做好了,我马上向党汇报,我马上把它拿回来。有人说,陈和公社书记张明楼没有给我们种子和口粮。我们吃树叶,嚼树皮。如果没有种子呢?陈指着张明楼说,快把种子给他们。我叫洪昌赶紧跟会计去梨园公社。只要有索引和介绍信,我就能从粮站拿到种子。天时地利人和,那一年小岗干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非常的喜人。邻队的群众看见都说,小岗生产队是彻底过上好日子了。开生产队长会,邻队队长请示张明楼,我们能不能学严俊昌把土地分到户?张明楼说,严俊昌是陈庭元批的,你们能找到陈庭元批,我都批你。后来陈庭元又到了小岗,看到庄稼长得这么好,满脸都是笑容。有一天我到家之后,我把饭煮好,去场上晒草。陈庭元到我家舀了几碗饭,炒了菜喂小孩吃饱了,到场上去找我,说你家小孩我都给你喂饱了。这么好的书记要是倒霉了,我严俊昌死也闭不上眼睛啊!我看到分田到户这条路不被认可,我说陈书记啊,我们这个路是走不通的。陈庭元说没事,你大胆干。我看只有这样干才能解决我们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当时国家没有分田到户这个政策,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把小岗说得那简直就是现行反革命。陈庭元过去也被打过右派,也倒过霉。当时因为这件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反对社会主义,拉社会主义倒车。这时候县里来查了,说我命不该死,天时地利人和,王郁昭来小岗了。图| 1979年初冬,凤阳县委书记陈向小刚生产队副队长闫洪昌了解“大合同”实施后的增产情况
王郁昭来小岗的时候,我们的粮食已经全部收回家了,我家一间小茅草屋子,粮食、花生、山芋干堆得床底下都是,堆得家都进不去。王郁昭找到我家,他说你是不是严俊昌?我说是的。他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到处看看呢?我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你不要问我哪里来的,你可不可以带我看看?我说可以,我带你看。看了几家之后,他回去开了常委会,说,我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了,他现在是自己救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定严俊昌的罪?如果要定严俊昌的罪,那我们党的江山就打错了,我们打江山,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严俊昌这个生产队长是自己救自己,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他有什么罪?第二次王郁昭又来到小岗,说为什么头一回来你问我,分田到户这样干行不行?我没有给你答复。那是因为我没有开常委会。我这次通过了常委会再来找你,你就可以说是王郁昭叫你这样干的。图|大合同实施后,小钢生产队队长闫、副队长闫洪昌与安徽省政府副省长王合影
万里同志亲自来小岗调查,交待切不能说假话后来王郁昭又去找了万里,回来之后他跟我讲,万里有点不相信。王郁昭说,万里同志,小岗确实把土地分到户了,也确实把生产干好了。万里说好,我到凤阳小岗去看看。万里没来之前,陈庭元找到我说,俊昌,据说万里要来。突然有一天万里来了,去了严宏昌家。陈庭元跑到我家门口,说俊昌赶紧走吧,万里同志到了。我当时腿都吓得直打颤。后来我一进门,看到万里很和蔼,我心里就不害怕了。万里问你今年多大了啊?我说我37了。他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呀?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他说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他说你过去当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当生产队长好当呢?我说万书记,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他说为什么呢?我说群众都出勤不出力,我这个生产队长铃都打烂了、哨子都吹烂了,也找不到人去地里搞生产,大家都逃荒要饭去了。他说你现在当生产队长好不好当呢?我说万书记,现在好当,我自己也不要督促人家了,我可以甩开袖子干我自己的了。他说你有没有把握可以干好呢?我说万书记,不管天灾人祸,我有把握不再吃国家的救济粮,我可能还对国家有所贡献。万里说,对国家还能有贡献,那能干。我说万书记你能不能批准我们多干几年?万里说,我批准你干三至五年。我们打江山,就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都饿死掉了,怎么死的?说空话说死的。后来我又说了,万书记你批准我干,你能不能给我个红头文件?我问万里要红头文件把万里搞得为难了。我当时不应该问万里要红头文件的,要得万里心里难受啊!他也是为了人民,他也是冒了险的。万里说我没有红头文件,但是你只要为人民利益而死,你是光荣的,历史会给你平反的。当时他上了车,摇下了玻璃窗,跟我们强调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切切不能说假话,人是怎么饿死的,吹牛吹死掉的。第二点是要搞好养殖业。第三点强调户户最少要留一年的余粮。他说为什么要留余粮?如果遇到天灾人祸,把粮食卖空掉了,没余粮了,你还能吃得安心吗?后来,王又去了万里。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万里不信。王说,万里同志,小刚确实把土地分到户,搞好了生产。万里说好,我去凤阳小刚看看。万历皇帝来之前,陈来找我说,据说万历皇帝要来。突然有一天千里来了,去了闫宏昌家。陈跑到我家门口说:“快跑,万里同志到了。”。我害怕得双腿发抖。后来一进门就看到万历皇帝很善良,我也不害怕。万里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我37了。他说,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是的,中国那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害怕失去工作。他说你以前是生产队长,还是现在是生产队长?我说书记,过去生产队长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所有的人值班的时候都没有贡献。我的制作队长的铃响了,他的哨子响了。找不到人去外地搞生产。每个人都逃去乞讨食物。他说,你现在能当生产队长吗?我说书记,现在好当了,我也不催促别人,我可以敞开袖子做我自己。他说,你确定你能做好吗?我说万,不管天灾人祸,我肯定不会再吃国家救济的粮食,而且我可能还会为国家做贡献。万里说,如果他能为国家做贡献,他就能做到。我说千书记你能批准我们再干几年吗?万丽说,我批准你工作三五年。我们打国家的时候,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们饿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说空已经死了。后来我说,万书记,你批准我,能给我一份红头文件吗?我向万历索要红头文件,让万历很尴尬。我当时不该向万历索要红头文件。很难得到万里!他这么做是为了人民,他冒了风险。万历说我没有红头文件,但只要你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你就是光荣的,历史会为你平反。当时他上车,摇下车窗,给我们强调了三点。第一点,你不会说假话,人是怎么饿死的,吹牛死的。第二点是做好水产养殖。第三点强调每家每户至少要保留一年的余粮。他为什么说要留余粮?遇到天灾人祸,卖粮空没有余粮,还能安心吃饭吗?
图|1980年,万里和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在凤阳火车站
图| 1980年,万历县委书记、蓟县县委书记王在凤阳火车站
图|严在小岗村家中接受了口头采访
我们刚刚把生产干好,基层政府就开始乱摊派、乱收费。农民辛苦地种粮食,结果把粮食卖掉的钱还不够缴费的。眼看我们的生活就要被一级政府搞坏了。我不识字,我找人家帮我写了封信到中央,交给万里,万里一看,就派温家宝来调查,温家宝没来之前县里就找到我了,说老严你不能说实话,你如果说实话就把我们集体搞毁掉了。我说我不讲假话。他说不管你说不说假话,到时候不安排你说话。我说那我不说了。他们骗温家宝说小岗的路走不通,温家宝说,小溪河镇通不通呢?他们说小溪河镇通,温家宝说,那赶紧把老严给我接来。当时没安排我发言,安排了三个人发言,分别是燃灯公社的大队书记,雁塘头生产队的政协委员吴凤启,以及严宏昌。到最后他们都发言结束了,温家宝说,我来不是听其他人发言的,中央有几个老同志一定要我找到严俊昌。我问有没有时间了?温家宝说,准许你把话说完。我就谈了乱罚款、乱摊派的事,当时温家宝走的时候说,严俊昌提的这些是存在的。温家宝回到中央,中央问到,你有没有到小岗?温家宝说没到小岗。又派姜春云到凤阳县,把我叫到了凤阳。之后我那份税费改革的材料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国家实行了税费改革。税费改革以后,不但不要农民交税了,还反哺农民,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所以说我们国家这四十年来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党中央的英明领导。1995年8月,我被调离生产队。第一个回电话,我不想去。结果后来我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了接受党的分配,我和闫宏昌都调到了小刚生产队。我被分配到小溪河镇农业委员会。来到小岗山后,我接待了江总书记。江总书记说,老严怎么能调出去?这个大合同是老严做的。你转给老严了。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大包裹?带我们回来。原标题《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3期,责任编辑:周峥嵘,新媒体实习编辑:钟凯月。本文版权归《世纪》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将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