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权华 并不浪漫的民国师生恋：北大教授丢饭碗 知名出版人遭通缉

杨栋林、韩权华：北大教授恋上校花，被迫引咎辞职

对于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韩泉华来说，似乎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下。作为天津八大名人之首“天成韩佳”出生的她，姐夫是清华校长梅贻琦，这一系列显赫的身份让她一入学就备受瞩目。

不过，韩权华受到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出众的外貌。许君远在《读书与怀人》一书中回忆称：“乙部女同学较多，最漂亮的是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 被目为“校花”的韩权华，自然不乏追求者。来北大求学以来，韩收到“不认识人的来信不知凡几”。在众多来信追求者中，有一人身份颇为特殊，便是北大教授杨栋林。

韩家五姐妹，从左到右:韩俊华、韩生华、韩永华、韩华少、韩全华

杨栋林，字适夷，贵州毕节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1923年年初开始，杨栋林便向韩权华释放爱意。或许是自矜身份，杨的爱情攻势较为含蓄，不过是写写明信片，抄录英文小诗寄给韩。1924年1月12日，杨栋林发表启事，为其兄代聘家庭教师。次日，杨特意私下将启事转寄韩权华，希望其能就聘，以此增进两人关系。

没想到，此事不胫而走，关于两人关系的谣言开始在学校传开。做好事的人还在厕所贴告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北大学生裴文中以“明华”笔名撰写报告文学，并以“厕所里的婚姻”为名为《东方时报》副刊撰稿。文章发表后，在北大引起轩然大波，师生热议。

在风言风语尘嚣甚上之际，4月26日，杨栋林再度写信给韩权华。信中一方面转述坊间关于二人的诸种传言，另一方面则言辞暧昧，颇似亲近之人商讨如何处理。表面上看似在澄清谣言，实则试探韩的真实态度。正如《两性间一桩习见的事》一文在事后所分析：“原信全篇都引外界如何如何的话，作成功自己婚姻的圈套。”

没想到，韩全华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的文章，并把它放在《晨报副刊》的一封陌生信的名字下，并转发了杨东麟的长信全文。在文章的最后，韩全华气愤地说:“我不指望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会这样对待这所学校的女生——她们从来不认识的女生。我认为这是中国普通教育的一大障碍，因为这关系到全华个人。我的北大女生，我的北大学校充满了不幸。”

此文刊出后，舆论一阵哗然。被推至风口浪尖的杨栋林赶忙写文辩白，但也无济于事。北大学生发起“驱杨”运动，有人张贴皇榜，发檄文，指其为北大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又有人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是威吓欺骗渔猎女生的手段。整个北京社会的舆论，俱斥杨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就连远在上海的《妇女周报》记者奚明，都收到不相识的人从北京写来的信，请他们一致声讨。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写信给杨，要求他自行辞职。而杨任教的其余学校也要求他辞职。5月10日，杨东麟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公告，但辞职离开。韩全华也厌倦了这一事件，转到了一所女子师范大学，去了美国留学，回国后与魏结婚。

杨东麟的代表作:《减少省区问题》，又名《民国地方制度论文集》

回望此桩风波，杨栋林尽管声名受累，但至少性命无虞。彼时却另有一人因师生关系暧昧受到通缉，险伤性命，累及好友受牢狱之苦。此人便是民国着名出版人舒新城。

舒新城和刘伟:一个被全城通缉，一个被勒令转学

1924-1925年间，舒新城任教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期间，舒结识了高师的预科学生刘舫。舒新城爱好摄影，经常随身带有相机，刘舫对此颇为好奇。因摄影之由，他们开始了频繁的交往。舒刘二人的交往，慢慢由摄影转向学业。舒新城指视刘舫为私淑弟子，往来日多。

在成都师范大学，刘芳是一个知名的“红人”，因为成绩优异，长相出众，追求者众多。舒新城在当地很受欢迎，因为他经常在学校内外发表演讲。两人都是学校的焦点，他们的关系自然也就放在了聚光灯下。舒新城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和刘军都很重视大家。当然，有些人不可避免地被用作谈话材料。”关于这两个人的谣言开始在老师和学生之间传播。

1925 年4 月24 日，高师校长傅子东找刘舫谈话，称有多位女学生反映她与教师舒新城恋爱，为学校安宁计，清除师生恋爱的恶劣影响，强令其转学。学校的做法令一部分有新思想的学生十分愤慨。4 月27 日晚，这些学生集中百余人要求校长收回成命。迫于压力，校长只得照办。

学校逼迫刘芳辍学无果，转而将目光投向舒新城。4月28日上午，学校以全体教职工的名义召集学生开会，以“引诱女生、老师、学生谈恋爱”罪逮捕了舒新城。校长付子东带领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到军统部去征集士兵，而快服处处长秦某则命令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去蜀平的朋友和街道上打猎，并命令他们立即被打死。

当日中午，舒新城正出校访友李劼人和陈岳安，得知学校要缉拿他，赶忙易装躲避。军警抓捕舒新城未果，只好将李劼人抓去关押做替，至5月8日才释放。

根据舒新城的《我与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当时场面相当紧张:“易装刚完，就是听到门外有动静，人趁酒大闹。我被乐安牵到舅舅家后院的矮墙边，帮我翻墙到邻居家，邻居一开始以为是小偷。“杀人的麻烦在于拖延时间，这样我才能安全逃脱。经过半个小时的争论，杀人者命令宪兵和监督部门的学生代表进入房间搜查，但他们被逮捕了。”

为了抓住舒新城，军警一方面发布通缉令，在四川全省悬赏缉拿务获，另一方面将舒新城平日过往的一切地方与教堂洋行全部派人查访。而此时的舒新城，则在成都友人居所不断辗转藏匿，躲避追捕，并抓紧计划逃离成都。

经过精心策划，5月10日晚，舒新城将西装革履换上长袍布鞋，戴上墨镜，练习蓝青普通话，剪掉长发，剃光头留胡子，改名于人，扮成京华书店的主管。11日凌晨，守城军士昏昏欲睡时，混出了城。经过10天的行程，他于5月20日抵达重庆，逃错了地方。

有趣的是，这桩意欲拆散舒刘二人的“恋爱风波”，反而促成了二人的良缘。经此一劫，舒新城对刘舫的了解更进了一步，对其无视他人诬害并时时关心别人的表现甚为赞赏，认为其勇气“似乎不是一般青年尤其年未二十至女子所能有。平时我们的思想本多相通，此次结成生死之交，人格上之感应力更大，在当时我们固然说不上恋爱，但自此而后，彼此的潜意识中都有爱苗在滋长”。后来，随着两人通信的频繁，接触愈来愈深入，于1931年终成爱侣。

“辞海之父”舒新城

“师生如父子，万不可有结婚之事”

回望杨东麟与舒新城陷入师生恋的悲惨境遇，似乎不同于关于民国的浪漫想象，但却是当时的现实。

近代中国，男女之防破除，社交公开、自由恋爱之风渐起。随之而来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师生恋爱之事时有发生。《中国摄影学会画报》曾有文称：“新华艺专师生爱，已成一习气。每一教员，大有非恋一女生不可。”此报道虽言一校，但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同类事件发生，报章之上也多以艳史之名进行报道，已成坊间热议话题。

在当时的舆论中，师生恋往往以负面形象示人，人们也常常思考其负面影响。《觉悟》曾经发表过《男女生未来的大障碍》一文，说:“不是同学之间，而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经常会在所有专科以上学校，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发现男女生未来的障碍。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学校。”这种说法一方面说明师生之间的爱并不少见；另一方面，依靠师生之间的爱，阻碍了男女学生和社会的开放。师生之爱是社会开放的产物，却成为其前进的障碍，颇为矛盾。

当时社会舆论对师生恋爱的容忍度不高，与传统中国的道德观念相关。传统中国社会，为人师表者有着严格的道德操守，师生关系与伦理关系相关联，男老师与女学生往往界限严明，不得越雷池半步。

正如当时《妇女周刊》的文章《成都的爱情监狱》所说:“师生如父子，中国社会是不发表的。”师生之间的爱情，谁犯了罪，一直被舆论诟病。过去，拉塞尔和她的学生布拉克女士来到中国发表演讲，公开承认了他们的关系。这种不合群的恋爱关系一直被中国人诟病。就因为他是外国人，“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批评他总是前后不一致，所以攻击他也不是很激烈。”

罗素是外国人，得以逃过一劫。但若当事人是中国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1923年，时任甘肃第三师范学校校长的高文蔚，因娶女学生为妻，遭到了当地士绅和教育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地方守旧人士发起“维持纲常名教会”，对高文蔚群起而攻。结婚当日，群众散发传单，誓将高文蔚驱逐出境。还有人连打电报，请求政府惩办，而女学生更激烈，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高文蔚的老师、甘肃学界名流杨汉公也致函《时事新报》，激烈谴责高文蔚：“师徒之谊，在父子兄弟之间，为维持人道尊重师道计，万不可有结婚之事。”

高文伟生活在大陆，有很多传统的限制。但在当时，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氛围很难说是开明的。北京广安中学曾经因为所谓的师生恋经历过一波学生潮，让这座城市充满了风雨。对此，《每周评论》评论说:“学生运动的对象现在正从文化和政治转向爱情；这是现在中国教育腐败的一个严重病症。”

舒新城与刘芳的《十年书》

应否容忍师生恋，知识分子怎么看？

与当时舆论对师生恋的严厉批评不同，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对宽松。尽管有一些责难，但他们大多集中在其他地方，不太关注师生关系。如程、冯乃超批评鲁迅“弃妇与女学生交往，思想落后”的言论，更把目光放在鲁迅的妻子身上，将其比作旧的娶妻纳妾方式。

以前述韩杨事件为例，知识分子多认为杨栋林求爱实属平常。《妇女周报》的记者奚明就称杨栋林对韩权华不过是正常的人的感情，其错不在恋爱，而在于其没有掌握好方法，没有走对步骤：“对于不认识的女子突然写一封信去和伊讲恋爱，这种举动即使不能说是对于女子的重大侮辱，但至少不能不说是冒昧或失礼，因为他还没有到了可以写信和伊讲恋爱的步骤的缘故。”

周作人也认为杨东麟的过错只是“和不认识的女生交流，说话有点不检点”，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界限。相反，“倒扬”的北大学子却成了周作人的矛头。在周看来，这些学生发动社会运动，维护传统习俗，实在令人痛心:“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唱响了群众运动的社会制裁，今天更是愈演愈烈。每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干涉了别人的事。他们还认为自己是新文化第一，真可怜。”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孙福元的认可。孙直接说:“现在年轻人维护道德，我总觉得比老年人更有热情，更有责任感。”在呼吁自由恋爱多年后，年轻人仍然停留在传统习俗中。对于开拓民智，倡导新知的知识分子，多少有些愤怒，无可争辩。

以今日后见之明观之，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欧西诸国，对于师生恋的容忍程度却要低上不少。以对待师生恋的态度来区别新旧，恐多有不妥。孙伏园也同样注意到，“少年人的礼教却从老年人间接得来，除了圣经贤传的糟粕都具备以外，还加了许多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鲜条例。”学生的态度，尽管可能有传统礼俗的观念留存，但也有彼时社交公开下诸种流弊的反动之意。此中所涉颇广，非本文所能一一论及，便不再展开。

其实，近代师生之爱的出现有其历史合理性。在现代中国，当男人和女人开始社交时，除了学校，两性互动的地方并不多。在学校里，女生年轻漂亮很正常，男老师冷静博学，互相吸引也很正常。盛喆曾在《新女性》中写下“师生爱情的两个悲剧”。他在文章中细数道，人们认为师生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相互吸引的自然现象”，因为“在男女生或男女同教的潮流中，教授们不得不偷偷爱上他年轻貌美的女学生，而女学生被教授吸引是因为他们的英雄崇拜。”

但哲生此文也指出，“为师者如以深沉的世故，学问的权威，甚至以别种的计谋或诱惑而引人入阱，这简直是强暴欺凌弱者的行为，必得加以社会的制裁的。”确实，师生之间并非单纯独立个体，其中颇有权势关系纠葛，并不能单纯用自由恋爱来衡量。

但凡事皆有尺度，如若仅因师生之名，便彻底否决恋爱之可能，恐有矫枉过正。前述高文蔚事件中，张东荪曾回复汤权公一言，颇为持中：夫在学校内为师者不得与女性学生有恋爱，此固为天经地义。然出学校以外，若谓对于凡曾为其所教之女子皆不能结为婚姻，此真狗屁不通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