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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如何刺激了美国的崛起

导语: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奴隶制20世纪初,美国最早的历史学家试图证明隔离黑人并剥夺他们的民权是合理的。那段历史似乎表明,白人至上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首先,这些历史学家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白人国家,他们坚持认
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奴隶制

20世纪初,美国最早的历史学家试图证明隔离黑人并剥夺他们的民权是合理的。那段历史似乎表明,白人至上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首先,这些历史学家生活在一个统一的白人国家,他们坚持认为奴隶制只是一种前现代的制度,其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重复了内战前的论点:在废奴主义者眼中,奴隶制不仅是一种病态的制度,奴隶经常遭受鞭打、强奸和家庭分离,而且是一种存在严重缺陷的经济制度,其生产效率本来就低于北方发达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制度;然而,一些支持奴隶制的作家并不认为这种制度是病态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们仍然认识到奴隶主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利益寻求者。在他们看来,农民把奴隶视为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关怀备至。因此,尽管废奴主义者和奴隶主对奴隶制的道德有不同的最终看法,但他们都同意奴隶制是一种商业模式,奴隶制本质上不是一种赚钱的好方法,而只是一种适用于早期社会时期的制度。首先,奴隶劳动的效率不高,奴隶生产力没有跟上工业化的步伐,奴隶主不同于逐利的商人。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并没有随着新工业经济的到来而蓬勃发展,更不用说对经济扩张起到推动作用了。它甚至拖累了现代美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北方人也相信这种观点。因此,他们坚信从奴隶劳动到自由劳动的转变将大大提高棉花产量。

但事实并非如此。70多年后,生产力下降的数据证明,奴隶制可能是最有效的棉花生产方式,但人们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相反,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代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认为奴隶制与19世纪西方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是脱节的。毕竟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不会使用高效的机器,这种无利可图的经济结构只能产生一些过时的社会安排。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崛起的社会,人们只会带着轻蔑或怀旧的眼光看待这些。很多白人鼓吹科学证明非洲人的后代是智障,黑人骨子里有犯罪基因,所以他们依然向往黑人被鞭子和锁链统治的时代。他们声称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并不现代,因为它既没有改变自己以适应现代经济制度,也没有促进经济扩张。然而,对于具有明显种族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和重视历史、热衷于种族统治的白人公民来说,南方白人却想粉饰奴隶制历史,试图永远维持种族隔离,这与种族统治的目的不谋而合。因此,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控制这些落后和半野蛮的黑人。

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你会发现许多有关种族主义的故事。这些故事曾出现在畅销小说中、政治家的演讲中、种植园的怀旧广告中,甚至还出现在当年第一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一位出生在南方的历史学教授,他把白人至上主义歌颂成“用光辉书写的历史”,并且曾在白宫放映这部电影。很快,美国民众也都以这种方式描绘奴隶制,甚至很多反对种族歧视的人,也把解放前那个时代的种植园描绘成一幅田园生活般的画面:奴隶们开心快乐,主人如同家长一般对他们关爱有加。而废奴主义者成了罪恶的根源,因为是他们引发了内战,导致数十万的白人死亡。他们认为,对于南方来说,也许只有终结奴隶制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但不一定是以这种方式终结。

从那以后,美国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二战到90年代公共场所种族隔离的解除和黑人文化的认可,人们对奴隶制有了新的认识。历史学家不再将奴隶制描述为奴隶主耐心教导这些什么都不会做的野蛮人,让他们长期奴役的学校。奴隶制剥夺了黑人的权利,这表明种族隔离政策在未来将会实施,奴隶的反抗也表明他们会团结起来反抗到底,直到最终发展成为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

对奴隶制的传统看法

也许人们对奴隶制的看法并没有像看上去的那样改变。比如把黑人刻画成顽固的反抗者,就说明了一个不愉快的事实:如果人们仅仅因为反抗就表扬那些反抗者,那么那些没有反抗的黑人就不值得表扬。事实上,在美国奴隶制的历史上,只有几次叛乱。有学者针对这种困惑提出了另一种观点:黑人共同创造了一种反抗文化,尤其是在奴隶聚居区和白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这种文化特征更加突出。但是,坚决反抗削弱了奴隶主力量的观点和对黑人文化独立发展的关注,使一些人认为奴隶的反抗是成功的,白人实际上并没有如他们所愿地剥削奴隶劳动。这种观点在内战后的农民回忆录中有所体现:奴隶主被描绘成温文尔雅的主人,他们之所以维持奴隶制,并不是为了追求利益的回归,而只是为了让奴隶接受文明教育。

因此,即使后来在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权力运动、多元文化时期,历史学家已经改写了种族隔离者所讲述的那些有关绅士、佳人以及感恩的奴隶故事,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是按照先前流行的观点,片面地叙述部分史实。有关奴隶制历史和美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假设,很奇怪地并没有发生改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美国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即生产与交易商品的方式,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经济,并且与之相分离。提到工业化,人们只会想到白人移民和心灵手巧的发明家,而忽略了那些棉花田和在其间劳作的奴隶们。19世纪,美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欧洲贸易伙伴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就了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章。而上述观点则暗示,不但奴隶制没有变化过,而且奴隶制和黑人奴隶在这段时期对美国的崛起也没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第二点是美国的奴隶制与自由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对立,这种矛盾最终会随着支持自由劳动的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奴隶制最终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结束,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悬念的故事,但是一个有固定结局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第三个观点认为,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上产生的最恶劣的影响是,它剥夺了黑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作为公民的自由主动性。这种影响实属必然,这种不公在现代史上当属最恶之列,而且

奴隶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即使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奴隶制也夺走了他们的一切。这个残酷而庞大的工程迫使100多万人远离故土,残忍地将他们带到一个多病的异乡,使他们在恐惧和饥荒中不断建立和重建这个商品生产帝国。然而,这一点在以前关于奴隶制的历史记载中并未提及。人们一直只强调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维持其半封建“精英”的地位,或者是为了维护白人团结和精英势力而制造一些现代种族观念。一旦人们忽视了奴隶制的暴力,就会出现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黑人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公民权利,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之奋斗。

这些说法也产生了一些其他影响,影响了人们的态度、认同以及有关政策的辩论。假设奴隶制并不曾出现在美国历史上,或是没有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而是拖了后腿,那么当谈到有关美国的成长、成功、实力和财富等方面的成就时,人们就不会谈及奴隶制了,而且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量财富也不会归功于美国黑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它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与机遇并存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非洲裔美国人却被剥夺了自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机遇。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关奴隶制的历史观点决定了美国人希望以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如果奴隶制最恶劣的方面真的只是剥夺了美国黑人的公民自由权,那么作为补偿,只需要还给他们这种权利,或是选一位黑人总统,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说到奴隶制,人们只是反复强调上面的说法,教科书专门将250多年的奴隶史编成一章,但这只是把奴隶制描绘成不可改变的。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参观那些种植园里的房子,导游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房子里的家具和银器。那些房子掩盖了这些地方的真正功能,它们的主人给奴隶提供这些住所,让他们可以在烈日下努力工作,为自己赚钱。两位当地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奴隶的“象征性灭绝”。同时,我们强烈赞扬那些在反抗中逃跑或死亡的奴隶,让人们怀疑那些没有逃跑或死亡的奴隶是否设法“接受”了奴隶制。许多美国黑人学生为他们的祖先未能摆脱奴隶制的命运而感到羞耻。事实上,所有教授奴隶制历史的老师都知道这个肮脏的秘密,这也反映了历史学家的失败。

如果我们知道该问什么问题,真相可以让我们自由。“奴隶们讨厌被称为‘黑鬼’吗?”“奴隶怎么称呼他们的主人?”"你认为你在奴隶制下更快乐还是在现在的自由状态下更快乐?"“种植园里的大房子漂亮吗?”

艾维回答说:“我母亲当时的主人叫威廉·汤斯顿,他是一个刻薄的人。他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把我们一家人卖给了我父亲当时的主人乔治·吉尔曼。我想他也只是碰巧做了这样一件好事。”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白人一直将奴隶贩子视为外国侨民。他们来自下层社会,抛弃家庭纽带,都是道德失败者。这些替罪羊也有一个贵族祖先。在《独立宣言》的第一稿中,托马斯·杰斐逊试图指控乔治三世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在殖民地推行奴隶制。根据历史学家的描述,1808年大西洋贸易的废除给奴隶制带来了稳定,这种废除也在当时整个“旧南方”蔓延开来。当然,人们可能会疑惑:革命后创造的这样一个全新的东西,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生产经济,那么为什么会被形容为“老”呢?但不用担心,历史学家所说的1808年后的奴隶贸易与“旧南方”的奴隶制无关,与美国民族的形成无关。说到美国的现代化,人们会想到企业家、创新、发明、市场、运动和变革这些词。奴隶制与这些无关,奴隶贸易也与它们无关。至于强迫奴隶背井离乡种棉花,那就无从谈起了。因此,现代美国和奴隶制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东西。

但是,艾维所说的奴隶制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有所不同。“他们把奴隶卖得到处都是。我曾看到成群结队的黑人路过这里被带去南方进行贩卖,他们每个人背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他们排成两队,每两个人锁在一起,翻过山丘,直到从视野中消失。他们将黑人从这里赶到铁路边,然后像运送牛群一样用船运往南方。”

后来,洛伦佐·艾维又说了一遍:“年轻人,事实上,还有一半关于奴隶制的事情人们不知道。”

奴隶制的另一面

直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没有被告知。故事的另一半是关于奴隶制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和发展的,包括洛伦佐·艾维的时代、他父母的时代和他祖父母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后,南方从一个布满破败农场的沿海地带发展成为一个次大陆帝国。来自非洲的奴隶贸易幸存者在南部和西部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创业的奴隶主将来自这些社区的100多万奴隶带到了他们从美洲土著居民手中夺走的广阔土地上。从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到1861年,美国的奴隶数量增加了五倍多。这种扩张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白人奴隶主可以让黑人奴隶比自由劳工更快地摘棉花。这种商业模式使南方迅速成为全球棉花市场的主力军,而棉花是工业革命前100年最重要的原材料,因此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商品。美国从棉花垄断中获得的利润帮助了美国经济的现代化。到内战时,美国已经成为第二个经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国家。事实上,奴隶制的扩张在这个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每个关键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扩大和加强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而且分裂了美国政治,区分了地区身份和利益,使内战成为可能。

人们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观点,即正是商业化、苦难和折磨以及对美国黑人的奴役使美国变得强大和富裕。然而,这是真的。另一半的真相在于经历过奴隶制扩张的幸存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带走了,而另一些人留了下来。这种强迫迁移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时代观。他们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挣扎求生,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另一半的故事。奴隶制结束后,美国人一直试图用温和的方式描述奴隶制,但这与幸存者经历和讲述的奴隶制历史不一致。

洛伦佐·艾维的话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感到历史并没有还原真相,美国史没有叙述真相,就连奴隶史也没有讲出真相。我开始探寻这另一半故事,探究奴隶制是如何不断地发展、变化并重塑现代世界的,它又是如何在现代化中不断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对于生活在奴隶制惊人扩张年代的人们,它又意味着什么。当我开始调查时,我发现有关另一半故事的蛛丝马迹无处不在。棉花热潮不仅影响了白人企业家,也让黑人夫妻、子女分隔两地,左派与右派各执一端,有关棉花热潮的消息在战前的信件、报纸以及法庭文件中随处可见。最重要的是,那另一半未被讲过的故事刻骨铭心,就像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亡后留下的铱层一般,贯穿了像洛伦佐·艾维这样当过奴隶的人留在史料上的每一句证言,构成了叙述被迫分离、暴力以及新型劳力的长篇史诗。

这个故事太复杂了,有很多版本,甚至连艾维都不知道如何描述带着镣铐向西南丘陵和遥远的土地行进的部队空。从19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奴隶主将100万奴隶从旧的蓄奴州带到了新的地方。1790年,他们还没有开始生产棉花,但是到了1860年,棉花的产量已经达到了20亿磅。这个故事从奴隶制的南方延伸而来,不仅涉及华盛顿的政治家和美国选民,还涉及康涅狄格州的工厂、伦敦的银行、中国的吸毒者和东非的消费者。洛伦佐·艾维的见解仅仅靠这本书就能完全描述出来吗?这本书应该尽可能避免一些陈词滥调,也应该避免拆散整个故事,写一个时代的奴隶反抗和另一个时代的妇女和奴隶制,因为这些抽象的描述不能反映故事的本质。故事中没有被讲述的这一部分是一个运动、变化和未知的过程。凡事都有前因后果,人们对所发生事情的反应促成了后来事件的形成。

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这个比喻源自伟大的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你可能听说过他写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艾里森还写了一些了不起的随笔。其中有一篇写道:“我认为,在道德层面,我们应该把美国生活看成是在一位黑人巨人身上上演的一出戏剧,这位巨人像格列佛一样被捆绑着躺在地上,所有的表演就在这个以巨人为舞台和场景的地方展开。”

这个形象正是艾维所说的。唯一的问题是埃里森描述的是一个静态的巨人。在以前的历史叙述中,从17世纪到20世纪,美国黑人生活在一个静态的农场里。然而,洛伦佐·艾维形容世界是不断变化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看似奴隶制即将结束,但实际上,战争结束后,它作为一个巨人迎来了奴隶制的创新和变革。奴隶主和其他自由人从对奴隶的剥削、商业化和虐待中获得了新的现代力量。奴隶制所产生的血汗以及每年扩张的个人、家庭和奴隶营组成的网络,都为巨大的经济变革注入了动力。这些奴隶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他们不得不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必须找到生存的方法,要么反抗,要么忍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奴隶制和自由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治问题的中心。

这个曾经躺在美国这片痛苦之地被束缚着的巨人真的长大了,就像一个人经历磨难以后变得成熟一样。我按照艾里森所描述的巨人形象,把本书分成了若干篇章,主要是以叙述黑人奴隶的经历为中心。在进入艾维打开的大门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几个篇章的名字。第1章是“足”,因为故事一开始描述的是黑人们身披锁链走在路上,他们正赶往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到19世纪早期这段时间的西部边疆。“头”是第2章的标题,这一章主要讲的是美国暴力收购密西西比河谷这一事件,该事件加强了奴隶主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力。接下来的第3、第4章标题分别是“右手”与“左手”,这两章揭露了奴隶主得势的秘密,也就是让全世界白人富有的秘密。

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是“舌”和“气”。这两章主要讲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奴隶主如何平息舆论的批评,建立起适应当时扩张的奴隶贸易制度。当大部分反抗都是徒劳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被束缚在肉体中的灵魂会被毁灭,只留下死尸为奴隶主工作,还是那些尸体还会活跃起来反抗?每一个被带到这里的奴隶都必须告别过去的生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想和同伴一起工作,还是为了个人生存而奋斗?这些奴隶做了很多选择。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生存,他们最需要的是团结,如果他们想真正生存下去。团结使他们看到了彼此的共性,形成了对奴隶主权力的批判态度,这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他们对是非有别的看法。

这本书所依据的是数千人的讲述,洛伦佐·艾维所叙述的自身经历便是其中之一。奴隶制曾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奴隶能像从美国奴隶制解放出来的那些奴隶一样,事后会记录下自身的遭遇。故事一开始,写的是在19世纪奴隶制扩张过程中逃奴的经历。19世纪,大约有100名当时的逃亡者出版了自传。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回忆录找到了一个不小的市场,其原因是这些从南方农场逃出来的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正改变着一些北方白人的思想,使他们认清了奴隶制的扩张对他们产生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许多像克劳德·安德森这样的人,他们对生活在那个年代曾经为奴的人进行了总共高达2300次的采访。在这些采访中,老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内战前的故事,这些叙述仿佛让我们置身于当时的火堆旁、走廊里以及棉花田中,感受着那个时代的故事。对于那些历史书中没有描述的故事,这些自传和采访也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不掺杂任何主观感情;但如果把它们都通读一遍,你会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在大脑中构建起一幅更完整的画面。故事之间互相补充,更能让人读懂其中的言外之意。

知道当时的人们遭受了什么,付出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奴隶们在一起建立了新的纽带,以新的方式理解了他们的世界,这有助于他们摆脱身心。最终,他们的精神和号召力使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联盟,掀起了废奴运动,让控制着数百万奴隶的奴隶主们再也无法肆无忌惮。然而,他们要被奴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七章“种子”,呼唤这条路通往地狱的地方,这一章讲述了从1829年到1837年近10年的恐慌生活。近年来,奴隶主在奴隶制地区肆无忌惮,使得政治和经济异常活跃,并在空之前带来了自己的权力。这些企业家还受到其他白人的压力,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民主来主张自己的平等权利。然而,这些聪明的企业家已经找到了利用自己的欲望和其他欲望的方法。随着新金融工具的发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可以直接投资奴隶制的扩张。这种创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空的利润,同时使奴隶主能够将体力转化为商品,从而改写了西方金融史。

奴隶主、普通白人选民、投资家以及奴隶,这些人让19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世界的一边是工业革命以及造就了现代世界的创新发明,另一边是一个现代的美国。1837年,奴隶主们的辉煌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崩溃。本书的第8章“血”提到,这种由自身造成的祸端不仅给奴隶主的权力带来新的挑战,给奴隶带来灾难,也给普通白人家庭造成了困扰和混乱。一些南方的政治行动家想利用与墨西哥的战争来重新开始扩张,但遭到了北方人日益坚决的反对。书的第9章“背部”提到,到19世纪40年代,北方人依靠黑人高收益的棉花劳动力,在这些奴隶的背上建立起了一种结构复杂的工业化经济体制。虽然对奴隶的进一步剥削为北方白人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他们还是想利用政治手段来反对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而那些从奴隶制扩张中逃出来的奴隶,又把这些奴隶主野心勃勃的话语扩散开来,使之成为激化反对浪潮的关键工具。

当然,许多北方人受益于奴隶制的扩张,作为回报,他们愿意承认奴隶主的权力。第10章“武器”提到,在这些联盟的帮助下,奴隶制在1850年妥协案颁布后进一步扩大。然而,这种扩张只能在即将关闭的领土上进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南方白人大力发起倡议运动,要求整个美国可以在政策和宪法解释上进一步扩大奴隶制的范围。到那时,奴隶制将遍布全国。他们的盟友抱怨说,由于他们的压迫和强迫,他们希望他们的盟友像奴隶一样屈服,这导致了抵抗力量的进一步出现,最终导致白人在同一个房间里战斗。

最终,南方人退出了联邦,宣布成立独立的国家,并炮击萨姆特堡。此举激怒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他派出10万民兵应战。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白人仍希望尽可能将这种争端的风险降到最低,大多数北方联邦主义者反对解放黑奴。也许美国白人之间的争端并不是源于理念上的不同,而是在如何保持棉花的生产和收益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是保持奴隶制现有的边界不变,还是进一步扩大它的版图?但是,炮火的蔓延让人们不得不马上做出一个更决断的选择:要么永远维持奴隶制,要么就此废除。当弗兰克·贝克、汤森德、谢泼德·马洛里划过詹姆斯河,这条曾经有无数满载着行人的船只经过的河流时,未来仿佛就已在两条不确定的路之间蓄势待发,前途未卜。这三个人都带着某种力量,正和洛伦佐·艾维讲述的另一半故事一样,而他们从中所学到的东西将引领未来走向一条自由之路。他们的故事也可以继续引领我们。聆听这个故事,我们就要像孩提时代的洛伦佐·艾维一样,站在丹维尔,凝望着戴着枷锁的人们越过山丘;或者像弗兰克·贝克及其同伴一样,站在里士满码头,望着从詹姆斯河顺流而下的船只前往密西西比河,然后转身跟着前行的队伍,聆听这另一半未被讲述的故事。

本文摘录自《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爱德华·巴普蒂斯特 着,陈志杰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本站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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