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君子 维舟：战国四公子 孟尝君为什么显得特殊

长久以来的大一统史观，常使人们习惯从“中国”这个整体去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相对忽视各个组成部分的特殊性。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抱怨说，中国历史的书写常常不假思索地把历史讲述的“单元”定为国家，其盲点在于：很多情况既非中国特有，仅看中国也无法理解，还会遮蔽地方上的多元丰富性，因此，“这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国历史研究之自然单位的假定，需要由超国家和次国家的两个层面加以质疑”。

纵观春秋战国、南北朝等分裂混乱的历史时期，这种情况尤其值得关注。平心而论，这并不完全是现代民族主义造成的，因为这种“中国整体”的观念似乎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逐渐成型。但就战国时期而言，虽然孟子等人都提出了“定其一”的主张，但不如说是当时的一种希望，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人知道能否实现；然而，在我们的历史写作中，总是习惯于将战国时期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虽然有差异，但也是“整体下的个体差异”，因为统一国家本身的结构会让我们忽略一些差异和复杂性。

杨宽《战国史》的书写就很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论述各国变法的情况时，他举证各国的情况，笼统地都看作是“变法”，但忽视了像“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样的事例，与三晋、秦国的变法远不是一回事；同样地，他将战国的封君归纳为几个特点：在封邑内征收租税的特权；封君在其封邑之内，必须奉行国家统一的法令，接受国君的命令；赵、秦等国封君的“相”往往由国君从中央派遣到封邑，并由“相”主管治理和掌握兵权；封君的封邑在传统的习惯上是可以世袭的，但实际上极少能世袭。这些诚然存在某些共性，但相应地，他并未去强调各国的差异性。

像“战国四子文”这样的称谓，难免会让人认为孟尝君、辛灵君、平原君、淳沈骏是同一类人。的确，他们都以“培养学者”而闻名，他们也是当下的风云人物。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行为和地位，就会发现孟尝君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与其他三位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此不妨重温一下“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当孟尝君被齐王罢免时，其门客冯谖为他营造了“狡兔三窟”：封邑薛作为退路；说服魏惠王聘孟尝君为相，以此迫使齐王让步，恢复孟尝君职位；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最后一招尤为重要，因为“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本来薛因为与齐国本土远隔，在面临楚国进逼时可能被舍弃，但后来这一局面出现时，孟尝君暗示齐王“先君之庙在焉”，齐王就不得不出兵救援。最终，“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这可以理解为：孟尝君由于手中有三个筹码，因而他享受着一种事实上的半独立地位，君王也不能不有所忌惮。

相比之下，新陵君魏无忌虽然是魏安立王的弟弟，他在国家中很活跃，但被哥哥怀疑后，他不被允许参与国家政治。他只能喝酒享乐，最后抑郁而终；平原君的赵胜有一段时间拒绝纳税。结果，国君任命的田官赵奢“以法治杀平原君九人”，这说明他在封地内无权抗税；至于淳黄歇，就更特殊了——他是四公子中唯一一个非皇室出身的人，他的贵族身份本身就是楚考王赋予的，不是宗室，也没能世袭，所以他的权力独立性最弱，而且他依附于王的宠信。

当时虽然仍维持封建制度，但列国的社会风气也大大受到“尚贤”的影响，贵族也不能仅仅因为血缘便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其地位。《战国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便已明白指出：从当时上推三代，甚至自赵国立国时起、以及诸侯各国，国君子孙几乎没有能长久保持其地位的，原因是“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谓“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已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这意味着内在于后世科举制中的精神已经悄然兴起：只有才干和功业才能给自己的地位赋予合法性，并确保其延续性。也因此，许衡认为：“战国之四君，其可称者，唯一春申耳。至如孟尝、平原、信陵三子，乃尸位素餐者也。”

春秋战国时期，传统习俗是世袭的，但正如杨宽指出的，战国时期很少世袭。只有启智·孟尝君、魏徵·安·凌俊和赵志·平原君是世袭的，其余的都不是世袭的。他认为这是因为各国在实行变法后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注重取消封国君的世袭特权。确实，楚王哀悼吴起受命变法时，有“封国君三子，收国号”的限制，孟子所谓“君子之荣，而伐五子”，都说明世袭权力越来越难得到保障。但是，有一点经常被忽略，世袭不一定是封建的。唐朝封建化后，内部权力的转移不一定是世袭的，但仍然独立于朝廷；相反，从西汉到明清，帝王贵族封为王侯后，往往是世袭的，但不一定有独立性。清朝的王公、郡王甚至完全脱离封地，成为纯粹的贵族封号。

战国正是世袭贵族的独立性弱化的关键时期，当时除了齐国之外均已推行郡县制，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这些封君的自主权大大缩减。在封邑之内亦须听命于君王，由国君直接委派的“相”则相当于郡守，在一定程度上与郡县无异。封建时代的领地原本是独立单位，国君不能直接插手诸侯领地上的事务，因为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权力的层级化，没有统辖一切的中央权力机构，但由于新兴的国家力量有了更强大的财税基础，就能供养得起常备军和领薪官员，从而压制封建诸侯的力量。按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的观点，这是某种“横向绝对主义”，即王权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制服具有独立行动权的大贵族和教士，垄断武装力量并支配全国性教会，原先独立的封建巨头由此逐渐变成在职官员，不得不仰王权之鼻息。

在这方面，孟尝君当时的自治不同寻常。冯谖在伊雪的“烧券讨回公道”本身旨在收买人心，强化资本制衡王权；相比之下，辛灵君在魏国遇到困难时，谋士龚雪和毛公建议他为魏国的祠堂牺牲自己。事实上，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长期在封地培植势力，“邀诸侯客，亡者有罪”，所谓“小伎俩”，先后“邀奸人在薛筑宅六万余间”。封地伊雪和3000名食客是支持他在“天下”政治舞台上的基本资源。威廉·麦克尼尔曾经说过，在三十年战争中，波希米亚对独立军事指挥官沃伦·斯坦来说是“一种个人财产，可以从中汲取人力和物力来支持德国的战争”，所以孟尝君也是如此。

在这样一个纵横家的时代，他需要的是比自己封邑更大的舞台。杨宽认为当时封君在封邑内权力有限，故其在中央失势后不能为所欲为，所举一例便是孟尝君之父、靖郭君田婴将在封邑薛筑城时，有人劝告：“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但这个说法也可以这样理解：直接在中央攫取权力，相比起固守自己封邑，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孟尝君的权力之路：他在约公元前310年即已世袭薛的封地，但之后更近一步进入朝廷，到前301年齐湣王即位后，一度甚至专权到“闻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荀子因此指责他“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弄得“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将他与赵之奉阳君都列为“篡臣”，这类封臣“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故而“用篡臣者危”。

荀子指责孟尝君没有从儒家的角度去观察“臣之道”，实际上他要求的是一个不以俸禄官员的标准依附于王权的封建贵族。因为这种“对君主不忠，对人民名誉扫地”的做法是其独立性的体现。战国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从未接受过其他国家的官职。虽然辛对赵的贡献很大，但赵王只是“以糜为公子的唐”，相当于一种特殊的奖励。然而，孟尝君一生中曾是齐国、秦国和魏国的宰相。杨宽在《战国策》中指出:“孟尝君不仅是封君夺权的齐国郭襄，更是一位纵横天下的大儒”。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与、公孙衍联手抗秦，还在他被任命为齐襄公时，主持齐国、魏国、汉国相继攻楚、攻秦，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苏秦称“龚雪齐也。”然而，虽然他是秦魏的敌人，但在最初的299年，他被秦昭国王召唤进入秦魏，因为他是当时最有声望的纵横学者。

这样的性格显然不取决于任何君主或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最好的体现就是他在齐国危难之际的表现:前286年，齐卓王灭宋，轻率地打破了各国原有的权力平衡，诸侯震惊。两年后，又有五国伐齐。曾有一段时间，齐国只剩下即墨和苴，两人几乎丧命。然而，在此之前的294年，孟尝君因在贵族田家“以暴抢王”事件中被齐桓王怀疑而火速返回伊雪，并立即成为了赵薇的王，这不仅破坏了齐威韩三国联合对外同盟的原有局面，也恶化了他与齐桓王的关系。当齐卓王的嚣张气焰招致各国的攻击时，他充当了魏翔，和其他国家一起攻击他的“祖国”。此役之后，齐国满目疮痍，无法争夺天下，但孟尝君却从中亲自受益:因为齐国中央政权的衰落，他得以“中立于王侯，不隶属”，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王国。他的继任者王麒翔甚至不得不对他做出让步，“王麒翔新立，恐孟尝君，与连合，与龚雪重聚”。

从前284年五国伐齐，到前279年田单以火牛阵反攻复国，齐国在这五年里岌岌可危，元气大伤，而孟尝君在做什么？历史记载中找不出他为挽救齐国的危亡而奔走的片段。事实上，他当时身为魏相，倒是在请求赵、燕两国分别出兵十万、八万拯救被秦国猛攻的魏国——在齐国被削弱后，自前283年秦初次围攻魏都大梁起，二十年间七次围攻大梁，五次攻入了魏王游乐的梁囿，几度兵临城下。信陵君一生的事迹也都与这一国家走向衰落的大背景相关：他于前276年受封于信陵，前257年窃符救赵，前247年率五国联军击败秦军，直至前243年去世。固然，当时毕竟还没有抽象的“国家”观念，因此信陵君返国救魏时在意的是“先王之宗庙”，是一个人格化的“国家”，但毫无疑问，他对本国的认同感要比孟尝君强烈得多了。

两人的人生故事都表明，他们在演戏时可能会把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孟尝君路过赵国，因讥讽而屠城，似乎并不担心引起外交纠纷。后来因为“怨秦”，他联合韩、魏相继攻打秦楚；但信陵君也是如此，所以当赵被秦推搡时，求助，说这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他的妹妹是夫人。在《史记》中，司马迁明显对信陵君特殊对待，最大限度地尊重他的人格；但现实是:随着国家权力的日益非人格化，这种出于个人动机、与国家利益不符的行动自由正在萎缩。信陵君本人甚至从魏的民族立场出发，扬言要派十万大军攻打安陵君的封地。在这方面，他的立场与孟尝君完全相反。

孟尝君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不同，就是他作为封君相对于君王的独立性，这不仅是因为他所在的齐国本身一直未实行郡县制，或许也因为他与“战国四公子”中的另外三人相比，几乎是两代人：孟尝君在前279年去世时，那三人都还未登上历史舞台。在战国中后期，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比欧洲近世的情况来看，可说是国家之间对外战争的时代，“再也没有一个封臣反对封建主的战争，也没有封臣反对封臣的战争，只有国家反对国家、政府反对政府的战争了”。新兴的绝对主义君王很清楚独立行事的封臣是对王权的潜在威胁，因而变法最彻底的秦国在这方面也最决绝，虽有封君但独立性最弱，所谓“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战国四公子”没有一人出身于当时最强大的秦国，这不是偶然的。

孟尝君死后，“诸子相争，齐魏灭薛”，他“无嗣”；但是，即使他再世，过去国与国之间中立的封建权利也无法再维持，因为整个时代的形势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战国后期，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对日益强盛的秦国影响深远。他认为，晋、齐之所以分而治之，是因为群臣太富，君主不得不“散其党”“夺其辅”。在孟尝君的时代，个人和地方的联系仍然是最重要和压倒一切的关系，这使他能够通过依靠领主的人格权威来遮蔽食客和建立自己的权力。然而，伊雪死后的崩溃，就像英法战争中勃艮第家族的崩溃一样，意味着封臣再也无法挑战君主。秦灭六国后，封建制度被废除，但并没有引发宗室、贵族、王公的叛乱。这大概是因为所有国家实际上都已经完成了以县为主。

不仅如此，社会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各国都在向编户齐民的总动员战争模式发展时，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趋向“尚贤”与“平等”，像孟尝君这样独立性较强的封建贵族，除了在齐国这样较为宽松、经济又相对发达的环境之外，已越来越不受欢迎。在秦国向东征服六国的过程中，也发现旧贵族、大工商业者最“难制御”，例如魏国旧都安邑的旧贵族“其俗刚武，上气力”，爱好“游侠通奸”，因而秦政的举措就是将这些人流放，以至于西汉初期由冶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实际上，从中央集权的视角来看，这类旧贵族之地均是“难治”的，所谓“土豪劣绅”，意味着他们总要获得一定程度的分权或自治。司马迁在《史记·孟尝君列传》末尾谈到，薛邑直至西汉仍民风不淳朴，原因是当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显然，司马迁对孟尝君的道德评价不高，但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的悲剧之一：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但代价却是中间阶层独立性、自治程度和社会活力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