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的英文 从教会专属到平民读物：鲜血译成的英文版《圣经》

“唯有那一部”

1538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发布公告，要求英格兰的每一座教堂都放置“最大的全英文版《圣经》”。公告还要求牧师将圣经放在“最方便的地方”...以便教区居民能够容易地找到和阅读”；而且，“你不能妨碍任何人听和读圣经，而应该明确鼓励和建议每个人读圣经”。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

《圣经》被翻译成英文，成为独立的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由此希伯来人的历史、传统和伦理法则成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成为影响英国文化的最主要因素。用马修·阿诺德的话来说，《圣经》把“我们英国人的精神和历史与希伯来人的精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了”。这远不是在说英格兰是个亲犹太人的国家，但如果没有英译《圣经》的背景，即使考虑到后来出现的战略因素，英国政府也很可能不会发布《贝尔福宣言》或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

无论宗教改革走到哪里，圣经都取代教皇成为最终的精神权威。为了攻击罗马的权威，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的事实不断被强调。那些过去由教皇诏令统治的地方，现在都在上帝的直接控制之下，上帝的旨意通过希伯来盟约传达给亚伯拉罕、摩西、以赛亚、以利亚、但以理、耶稣和保罗。

“考虑一下这个伟大的史实，”托马斯·赫胥黎说，“这本书已经融入英国历史中最美好和最高尚的东西，成为不列颠的民族史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民族的史书变成了另一个民族的史诗。到1611年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出版后，这一过程彻底完成了。此时，英格兰已经对《圣经》视如己物，就像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当时的作者在谈到英译《圣经》时总习惯性地称之为“这本我国的《圣经》”、“这本最经典的英国作品”等；霍尔在《英译〈圣经〉的演化》一书中甚至说《圣经》是英国“最古老的传家宝”。可见学者也会因为激情而步入歧途，因为英译《圣经》既不如乔叟的作品古老，也并非传家宝，只在翻译方面有所传承。《圣经》的内容是对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的起源、信仰、律法、习俗和历史的记录，成书之时英格兰还没人会读写。尽管如此，没有一本书能像《圣经》那样深地渗透到英国人生活的精神本质之中。沃尔特·司各特临终时请洛克哈特为自己诵读，当洛克哈特询问读哪部书时，司各特回答：“唯有那一部。”

《圣经》

《圣经》对英国人影响如此之大，究竟是由于其本身的内容还是钦定版的优美文字，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研究钦定版《圣经》对英格兰语言和文学产生的影响之书籍能装满一整座图书馆。但这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圣经》对英国人民熟悉和亲近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传统所起到的作用。

为什么这本犹太家族史会成为英国文化的第一本书？弥尔顿在《失乐园》和《斗士参孙》中写英格兰起源的史诗时，为什么要用《圣经》中的主题？班扬的《天路历程》类似于大多数家庭的第二部圣经。他写作时为什么要在圣经中寻找题材？威尔士作家约翰·考珀·波伊斯曾问:为什么英国人对《旧约》如此“疯狂”？为什么“我们盎格鲁-凯尔特人只在犹太人的感情和想象中找到了个人信仰”？他猜测:“也许英伦三岛的原住民中有一个非雅利安人的前凯尔特人，他们深刻的祖先记忆已经被这本书唤醒了？”普通英国人对这种凯尔特人的解释嗤之以鼻。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旧约对英国人的吸引力，我们不必追溯到英国土著。它的魅力基于两个不同于其他原始宗教作品的基本理念:一是上帝的独特性；第二，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上帝之间的行为准则建立秩序的理想社会。格莱斯顿先生是典型的英国绅士，他在圣经的影响下成长。他就像一个古代的先知。他写道，基督教关于上帝唯一性的概念起源于希伯来人。当我们问:“这个在古代被完全否定的概念，是如何在漫长的黑暗中存活下来，并安全地交给我们的？”。答案是，这个真理被一个被其他人鄙视的弱小国家作为一种宗教责任来维护。他们从旧约中得到这个珍贵的真理并保存了下来。

至高无上的上帝选定了一个民族替他传达训诫，这个民族努力谨守训诫，虽然做得不够完美，但依然不断尝试—《圣经》中的这些说法为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所熟知。每个人都熟知《圣经》，许多人家只有《圣经》这一本书，所以人们一遍接一遍地读，直到书中的文字、图像、故事像面包一样熟悉。孩子们会背诵《圣经》中长长的章节，他们往往在认识自己国家之前先认识了巴勒斯坦的地理。劳合·乔治回忆，他与哈伊姆·魏茨曼在1914年12月第一次见面时，谈话中出现的地名“比西线的地名更熟悉”。贝尔福勋爵的传记作者说，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源自他少年时期在母亲的教导下受到的《旧约》教育。他受到的教育会像罗斯金一样严格吗？他在自传的第一页上说，母亲要求他朗读整本《圣经》，“每个音节、每个拗口的名字，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每年完成一次……完成的次日再从《创世记》开始重新读起”。或许他不知道他所做的就是犹太教堂里每年在做的，但他说这是“我所受的必备教育中最珍贵的部分”。

烧毁圣经的天主教会

英格兰的国教何时诞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何时成为英国的上帝，《旧约》中的英雄何时替代了天主教的圣者，这些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日期。1500年前后全欧洲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中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或按当时人的叫法—新学时代。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1454年活字印刷的发明，或者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再或者是1517年路德把反抗罗马的文章钉在教堂门上。实际上，新时代的产生不是因某一个事件，而是这些发生在50年内的事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英格兰经过动荡的16世纪才完成宗教改革。这个世纪的每个十年都有人在断头台上人头落地，在火刑柱上被烧死。这些洒下鲜血的人包括《圣经》的翻译者廷代尔、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信仰旧教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和信仰新教的大主教克兰麦。与此同时，翻译《圣经》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新世纪初随英王詹姆斯钦定版的完成达到了巅峰。翻译的过程代价极大，但正如波斯诗人所言，染着伟人鲜血的土地，开出的玫瑰最红。

1611年完成的英文版《圣经》是廷代尔在1525年翻译的，但他的版本绝不是《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因为没有印刷，早期版本的复制只能手工转录，所以很难传播。印刷技术一出现，就像洪水从大坝中涌出，没有人能阻止《圣经》英译本的广泛传播。

无论教会怎样想方设法收买、焚毁，总是会有更多的《圣经》被印刷出来。

但是主教们担心的不是读圣经本身，而是谁在读它。真正激怒主教们的不是翻译作品本身，而是未经授权的翻译，而阅读未经授权的《圣经》的人，都来自具有异端和反叛倾向的阶层，这种倾向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中就已经出现。富人和东正教信徒出于自身利益愿意捍卫教会的权威，因此他们往往会获得持有和阅读英文圣经的特别许可。但是大祭司不想让普通人碰圣经，以防他们绕过教堂的圣礼，找到一条通往上帝的路。1408年，阿伦德尔大主教颁布了一项法特瓦，规定任何人制作或使用未经授权的《圣经》译本都可能被判处死刑。这一教令是根据英国国王和议会于1400年通过的一项邪恶的法律制定的，该法律被称为“焚烧异教徒”。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允许对宗教信仰判处死刑的法律。根据法律，“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教派，许多堕落的成员公开或私下传播和宣扬各种新的教条、异端邪说和错误的思想……建立学校、写书并恶毒地教导公众”。他们必须由当地法院审判，如果他们不发誓放弃异端，他们应该被烧死。“这种惩罚是为了唤起别人心中的恐惧”。不难理解，为什么托马斯·富勒在《教会史》中谈到了1397年翻译《圣经》的威克利夫学派成员约翰·德·特雷维萨，并感叹道，他不知道自己最应该钦佩的是“完成如此艰难而危险的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勇气或坚韧”。

一般而言，威克利夫版的《圣经》是可以放在衣袋里的小型本，供游走的罗拉德派教士使用，他们在布道时可以用日常用语把经文念给民众听。记录显示一本威克利夫版的小型《圣经》成本约为40先令14，相当于今天的150美元。尽管受到了压制，但仍能保留下170本，这进一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版本的残卷仍然为人所用。福克斯在《殉教者之书》中提到，1520年时有人用一车干草换取英文《新约》中的几章。

《圣经》是用血翻译的

1480年代和1490年代，欧洲大陆的犹太拉比指导印刷了新版希伯来文《旧约》。1516年，伊拉斯谟出版了新版希腊原文《新约》，并以之为底本翻译为拉丁文。路德于1522年根据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本将《新约》翻译为德文，而他的德文《旧约》则是根据1494年的希伯来马所拉抄本翻译的。

廷德尔首先翻译了《新约全书》，该书在德国印刷，并于1526年走私到英国。由于当局的严厉镇压，6000本书中只有三本流传至今。主教们急于购买所有的译本并销毁，这实际上为廷德尔翻译《旧约》提供了稳定的收入。霍尔的编年史同时写道，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托马斯·摩尔爵士审讯涉嫌异端的乔治·康斯坦丁。摩尔说:“康斯坦丁，请你老实说……对面有廷代尔、乔伊和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我知道他们离不开帮助，必须有人寄钱支持他们。你是其中之一，你应该知道钱从哪里来。请告诉我谁在帮助他们。”

“‘大人，’康斯坦丁说，‘我能说真话吗？’‘请说！’大人说。‘我很乐意。’康斯坦丁说。‘实际上，’他说，‘是伦敦主教在帮助我们。为了买下《新约》尽数烧毁，他给了我们大量的钱，这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说实话，’莫尔说，‘主教买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告诉他的。’”

除了这个意想不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一群富有的伦敦商人为廷代尔和后来的科弗代尔及其合作者提供了财政支持和鼓励。他们代表着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渴望摆脱罗马官僚的控制。他们在流亡中支持廷代尔，在德国支付印刷新《圣经》的费用，并将其走私到英国发行。后来官方同意公开印刷《大圣经》，也就是亨利八世下令在各个教堂阅读的那本书。所有的印刷费用都由富有的纺织商人安东尼·马勒承担，但他没有想到这种猜测会给他带来良好的回报。他得到了特许权，定价为10先令。他得到的报酬超过了他最初的投资。

不过，这是十年之后的事了。当廷代尔的《新约》刚刚偷运入英格兰时供不应求，但商人们面临的风险不是亏本，而是掉脑袋。需求在接下来的几年并未衰减，在廷代尔翻译的《圣经》面世之后四年，伦敦主教压制的努力如此失败，以致他觉得有必要在圣保罗教堂院内公开焚毁。同年，即1530年，廷代尔完成了《摩西五经》的翻译，在马尔堡印刷，然后由代理人运过英吉利海峡，送到了望眼欲穿的英格兰读者手中。

同时，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高明操纵下，政局朝着与罗马决裂的方向发展。克伦威尔的崛起始于1530年红衣主教沃尔西因不愿意或无法实现亨利的愿望而被处死之后。不久后，他娶了一个新妻子，并给他的君主一个新头衔。1533年，亨利八世娶了安妮。1534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神职人员服从英国国王。1535年，最高法令确立亨利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推出官方英文圣经的工作立即开始。廷代尔的翻译引起了太多的争议，因此无法被接受，因为书页边上的注释尖锐地批评了拉丁文版为了迎合天主教教义而歪曲文本的原意。1534年，神职人员要求英国国王“为人民提供新的圣经译本，以达到指导的目的”。结果就是马太圣经。事实上，这个新的翻译包括廷代尔完成的和迈尔斯·科弗代尔完成的。这本书的印刷本传入英国后，于1535-1536年出版。后来在总主教克兰默的指导下，于1538-1539年修订重印，这是英国印刷的第一部官方授权的完整英文圣经译本。这个翻译，叫做“克莱默圣经”或“伟大的圣经”，是1538年英国国王公告中提到的版本。扉页上的句子代表了150年奋斗的最终结果:“这本圣经是政府授权所有教会使用的版本。”这本书的第一幅插图非常漂亮。据说是霍尔拜因设计的。图中，一群收到书的反派高呼“大王万岁！”。

与此同时，被福克斯称为“英格兰的使徒”的廷代尔—这位勇于献身的顽强学者，因翻译经文被处以火刑。他没有死在英国人手里，但讽刺的是他却是因英国教会认同了他的观点而死。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言，这位在他的领土上进行翻译工作的英国翻译家代表了胆敢脱离罗马教会的异端—英国教会，因此将他处以火刑。另一讽刺之处在于，廷代尔被处死后仅几个月，他的宿敌托马斯·莫尔即因拒绝承认英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而被处死。莫尔试图阻止新教浪潮，而廷代尔顽强地传播新教思想，双方因此发生了一场伟大而激烈的争论，收录在莫尔的《对话录》和廷代尔的书信回复之中。双方都因信仰而死，却站在了不同的阵营。虽然莫尔的名声更大，但廷代尔的影响更深远，因为他的译作永恒地响彻在他身后的英语世界里。

被扔出教堂的圣经

斯特赖普在一个世纪后描述“大圣经”受到的欢迎时写道：“不仅有知识的人，所有英格兰人，包括普通平民，都因获得这本上帝之书而快乐，并贪婪地阅读上帝的话。这真是太奇妙了！所有能买到书的人都买了，并如饥似渴地阅读，或让别人读给他们听。”作为大主教克兰麦的传记作者，斯特赖普所说的带有个人偏见。实际上，英格兰至少有一半的人仍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视本国语《圣经》译本如毒蛇一般恐怖。福克斯的《殉教者之书》中有一个例子：埃塞克斯郡切姆斯福德的15岁男孩威廉·马尔登，因偷读《圣经》而惹怒了他的父亲，愤怒的父亲差点杀了他。“我和父亲的学徒，”他写道，“凑钱买了一本英文《新约》，藏在我们的床下……我父亲拿着一根大棍子走进我们的房间……父亲问：‘你的老师是谁？’我说：‘父亲，我们除了上帝，没有老师。’”被激怒的父亲没有能够让儿子认罪，便打他，大叫道：“给我绳子，我要把他吊起来……”他写道：“我父亲拿着绳子过来了，母亲央求他放过我，但没有用。父亲把绳子套在我脖子上，猛地一拉，几乎把我拉下床来。我母亲大哭起来，拉住他的胳膊，我兄弟理查也在旁边大哭。父亲终于松了绳子，让我回到了床上。直到六天后我脖子上的伤还很痛。”

亨利和主教们更像威廉的父亲，而不是孩子。不久之后，他们被授权出版《圣经》的英文版，路德教的改革浪潮被震撼了。亨利对新教的支持仅限于摆脱教皇的控制，他不相信新教。他允许翻译圣经，但只想用英文圣经作为自己的象征，取代教廷的权威。他认为自己是英国的教皇，并准备像教皇一样镇压异端。事实上，他于1540年在史密斯菲尔德烧死了三名信奉异教的路德教徒，并在同一天以叛国罪处决了三名教皇的支持者。对此，路德发表了如下评论:“大地主亨利想要的，是英国人必须相信的。不信就死。”

随后，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明确禁止未经授权的人朗读《圣经》。这项法案规定：贵族和绅士可以为家人轻声朗读《圣经》；女贵族、女绅士可以私下阅读，但不能读给其他人听；但社会“底层”—女人、技师、学徒、自耕农以下的人—被禁止私下或公开朗读，除非国王认为朗读对他们的生活有补益，给予特别许可。

该法案不太可能像禁酒令一样得到实施。虽然英国人民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成为《圣经》的读者，但足够多的新教徒，或者说路德派信徒，将自由独立地阅读《圣经》视为自己的基本信条，这使得亨利的镇压措施失效。尤其是在玛丽女王统治下的天主教文艺复兴时期，因为圣经被赶出教堂并被禁止，它就像所有被暴君禁止的词语一样获得了额外的意义。当“好医生泰勒”被绞死在火刑柱上时，他对他教区的居民说:“善良的人们，我教给你们的是上帝的圣言和从圣经中提取的教义。今天我要用我的血把它封起来。”在1555年的熊熊大火中，67名新教徒被公开烧死，玛丽女王徒劳地试图迫使她的人民再次向罗马教廷投降。有些人，如罗兰·泰勒，死于对自己原则的坚定不移的忠诚，而另一些人，如克兰默，发誓放弃他们以前的改宗，但死于火刑，使他们成为英雄和烈士。拉蒂默主教的遗言预示着玛丽女王的失败:“承蒙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在英格兰点燃了一支我相信永远不会熄灭的蜡烛。”

詹姆斯钦定版《圣经》的诞生

后来，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间，一切都发生了逆转，宗教改革得以恢复，《圣经》也回到了教会。女王下令出版新版《圣经》，并要求编辑不要对原《大圣经》进行重大修改，“只修改与原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明显不同的地方”。因此，这一版《圣经》仍然是廷代尔译本的延续，被称为《主教圣经》。这个版本的伊丽莎白一直使用到詹姆斯国王时期。当时兴起的清教徒更喜欢加尔文派的“日内瓦圣经”，这使得教会使用的官方圣经与许多家庭私下阅读的圣经不一致。1604年，汉普顿指挥会议请求国王授权修改新译本。这个庞大的项目立即开始，由54位学者承担。这是詹姆斯国王版。

从廷代尔开始翻译工作算起，已经过去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在这段时间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术研究有了新发展，对古代经文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也有许多新语法、新词典、新论文可供参考。参与修订《圣经》工作的学者包括：爱德华·莱夫利，牛津大学希伯来语皇家教授；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威斯敏斯特教士长，通晓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古叙利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十种语言；威廉·贝德韦尔，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资深学者，欧洲最伟大的阿拉伯语学者；此外还有至少9名当时或后来的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教授。这些修订者被分为6组，每组9人，牛津、剑桥、伦敦各两组。为指导修订工作制订的13条规则体现了这些17世纪神学家和学者工匠般的严谨工作方式。每组负责若干篇章，每人独立负责若干章节。然后，所有人“一起开会讨论他们已经完成的部分，共同认定修订的部分”。接着，各组交换他们完成的篇章，“严肃、审慎地加以审读，英王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如有不同意见，修订者要把自己的疑虑明确地写下来，“注明有异议的地方，写出自己的理由，在最后的组长大会上讨论解决”。有时还会请教外部有学识的人。每位主教受命把项目的进展传达给他认识的古代语言学者，鼓励这些学者给“工作组”提出有益的意见。

1611年，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些审校称自己为“工匠”，坦率地说，他们“想把一个好的译本修改得更好，或者是众多好译本中最好的版本。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目标。”。他们不抗拒“修改自己的成果或返工自己的成品”。他们不会限制自己将每个原始单词对应到一个固定的英语单词。原因很简单，“天堂只是单词和音节吗？”？他们在语言上的自由保留了以前工作的成就；事实上，13条规则中的第一条确保了廷代尔的风格得以保留，它要求“对主教圣经的改动应尽可能小，除非与原文相反”。从他们制定的规则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摆脱教派纷争和遵守古代巴勒斯坦原始文本方面的诚意。例如，先知的名字和其他名字“应尽可能保持原始，并采用流行的用法”。规则6禁止有倾向性的解释:“除了解释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外，不允许有旁注。”最后，在序言中，审校承认他们一直在努力避免“清教徒式的谨慎”和“天主教式的隐瞒”，并坚定地陈述了他们的最终目的——“经文应该传达它自己的意思，就像迦南语一样，最粗俗的人也能理解”。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他们的荣耀，因为他们的圣经不仅能被从“最庸俗的人”到最博学的学者的每个人理解，而且还能闻名世界，广为流传和喜爱。

本文摘录自《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 : 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巴巴拉·塔奇曼 着，何卫宁 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4月。本站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