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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儿子 专访作家钱宁: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一个“执两用中”的过程

导语:从小说《圣人》之后,钱宁一直沉浸在孔子的世界里。首先,他对《论语》中的500多个句子进行了解构和重构。2012年,他出版了《新论语》,然后试图从真理中发现定理。在最近出版的《论语大纲》中,他论述了孔子

从小说《圣人》之后,钱宁一直沉浸在孔子的世界里。

首先,他对《论语》中的500多个句子进行了解构和重构。2012年,他出版了《新论语》,然后试图从真理中发现定理。在最近出版的《论语大纲》中,他论述了孔子的“两头”方法论和中庸之道。

诱使钱宁动笔的,起初是司马迁《孔子世家》带来的感动。在《圣人》中,他向读者传递了这份感动。小说以孔子周游列国和自幼及长两条线索交替并行,从鲁国下岗后的孔子一路游说一路碰壁,因为“终身坚持一种信念”而“成为圣人”。

后来对《论语》的反复深读,让钱宁产生了两个困惑:零散的章句背后是否有内在的逻辑?孔子很多理论背后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第一个困惑,在他牵起“仁”这根线头,按照仁的内涵、仁的形态、求仁的途径等线索条分缕析后日渐明朗,最终成了一本逻辑清晰、简明易懂的《新论语》。学者葛剑雄评价此书“不加一字,不减一字,编而不作,《论语》一新”。

《论语》让他找到了解开第二个谜题的钥匙。孔子说:“我有知乎吗?无知也是。如果一个小人问我,空空都一样,我两头敲,把自己累坏了。”钱宁认为,“两头法”体现在孔子学说的所有重要观点中,是其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分析问题的利器。

于是,《论语纲要》的第一部分阐释了孔子的仁学,第二部分用以讨论孔子学说的“两端”方法论,第三部分则对“两端法”进一步推演和应用,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执两用中”,从而得出“天人之道”即“中庸”之道的结论。

从无疑之年到知天命之年,“两头法”成为钱宁20年孔子研究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这本书最终完成的时候,我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孔子的学说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还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他的一些观点。”钱宁在接受本站专访时说,“有多少人会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他很少谈及父亲钱其琛,直到2017年父亲去世后,他才“第一次以儿子的身份在采访中谈及父亲”。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和父母分开了。钱宁说,父亲最大的影响是让他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两端法”让孔学有生命力

经典必须是不断创新的作品,而没有新意的作品只是古书。

钱宁坚信,“两端法”对孔子思想的重估,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价值,让孔学不至于僵硬教条,在2000多年后依然有生命力。

他对“两头法”的解释是,事物的本质不存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可以出现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所以事物的本质取决于“两头”。就像人性没有善恶一样,只有与社会和他人有关系的时候,才有善恶之分,对人的孝顺和信任也有要求。

“过去大家把孔子理解为一个单一主义者,有一个绝对真理的想法,其实不是。有了两端思维,孔子的思想,比如他的‘天人之道’、他的‘中庸’,他如何判断决策,都变得可以理解。”

他解释说,孔子认为至高无上的美德“中庸”就是“持两端用两端”,在两端之间做出适度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改革体现了“执两用中”的智慧。钱宁在书中举例,市场和计划是其两端,“绝对市场”或“绝对计划”都不是最好选择,最优的改革政策一定是在市场和计划之间取得某一点,并能应时而变。

“用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一方打败另一方,而是为了双方做出最好的选择。推而广之,中国的外交也体现了“双重用途”,我们今天所说的“双赢”只是在为双方寻找最好的可能性。

不过,处理“两端”关系,还需要孔子提出的“恕”。

钱宁说,“宽恕”就是不做自己想对别人、对人、对组织、对国家做的事,而最重要的是“宽恕”,即做错事。

回到上面的两个例子。在经济改革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该如何界定?钱宁认为,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应该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规定企业去做什么,一旦政策要求大家都做什么,往往会有不好的影响。

国与国之间的谈判,很难在“你想要的”和“你不想要的”之间达成一致,最先达成一致的往往是“什么都不做”。难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但关键的两个是“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没有这两个原则,其他三个原则就无法实现。

研究孔学是人生选择

学习儒学的道路是选择的结果,因为在钱宁看来,一切生命的意义都在于自我选择。

1966年入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钱宁的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和“批林批孔”。1979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又继续攻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到《人民日报》当了几年记者。

1989年,钱宁获得了在密歇根大学学习新闻的机会,在那里他酝酿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在美国学习》。《在美国留学》收集了他在美国采访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课题的研究,1996年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是当年上海书展上的第一本畅销书。

1995年回国后的钱宁,职业也发生转变,他体验了外企员工、创业者和投资人等各种角色。但写书的工作一直持续着。

在《圣人》之前,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围绕法家代表人物李斯展开。

《秦相李斯》以青年李斯如厕时突生的感悟“人生如鼠呵!不在仓就在厕”开篇,以风趣笔调描绘了一个外省青年想改变自身命运,以一系列的投靠和背叛为自己铺就一条仕途的故事。

李斯对钱宁的感觉是“毛骨悚然”,无法抗拒孔子带来的触动。”“秦湘李四”很冷,但我觉得“贤者”很暖。虽然孔子失败了,但他最终给人的印象是,人性还是温暖的。”

小说里的钱宁还带着对世界的戏谑调侃,到了《论语纲要》已经变得沉稳,只是文字一贯洗练淡雅。

孔子说:“君子谋道而不谋食。种田也,失宠于此。学也,鲁在其中。这位先生担心的是不担心贫穷。”当被问及他在寻求什么时,钱宁再次谈到了他对孔子的不断研究和理解。

在新书的结语《“新孔学”的可能性》中,他这样总结:我们需要知道孔子有什么思想,更需要知道孔子如何思考。只有这样,孔子学说才能保持活力,不变成僵硬的教条,并能应对新的问题。或许,新孔学应当“新”在这里。

毕竟,这是一个在激烈批判后依然屹立不倒,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圣人。

【对话】

以秦统一为界,孔子和儒家应该是不同的

本站:1999年创作了关于李斯的小说后,进一步研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是一种选择,但您之后的阅读和写作却一直围绕着孔子,是什么原因?

钱宁:我没有研究李斯,但我对这个人读完他的故事后的经历很感兴趣。

李斯在我看来是一个外省青年要进入政坛,以一系列的投靠和背叛,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仕途。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非常少有的进取心,这在后来的儒生身上是不多见的。

孔子是另一种感觉。在过去,孔子一直是一个崇高而没有人情味的偶像,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阻碍中国进步的反动形象。当你突然把他看成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温暖、可爱、天真,你能感受到他身上的一种力量。

李斯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任何的底线,所以最后是很悲剧的。《秦相李斯》写得很冷,但我认为《圣人》是暖的。孔子虽然失败了,但他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人性还是有温暖在。人性还是需要有一点温暖的,不能太冷。

本站:法家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而儒家则深深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儒生,但当他们处于统治者或管理者的地位时,他们仍然不得不采用法家的治理方法。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也是儒家思想的缺陷。我们能这样认为吗?

钱宁:我认为以秦统一为界限,孔学和儒学应该有所分别,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学荀子一派,被韩非和李斯带偏了,走向了帝王之学,变成了“执一”之学。

这与孔子“执二”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他在看待政治问题时,并没有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只为统治者着想,而是同时为统治者和人民着想。他希望社会是一个共同治理或兼顾两端的社会。

但是自秦汉开始,中国逐渐走向“一端”社会,儒学慢慢变成只是在“一端”的框架里发展,变异成为一种官方哲学。后来发展起来的儒学都是为了维护“一端”,只考虑统治者的利益。

宋代略有变化。比如朱成提出宰相与君主之间要有合作关系,王阳明想在心理学上有所突破。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越来越僵化,到了清代,则变得更加极端。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放弃了两端思维,儒学慢慢变得教条,很难产生新的思想。二是,没有了两端思维后人们无从应对现实挑战。

你看,“二十四孝”到最后变得极端了,埋葬儿子孝敬父母的思想离孔子越来越远。孝顺必须是父母和孩子的双向考量。不考虑孩子就不可能只考虑父母,不考虑父母就不可能只考虑孩子。两端的具体位置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因此,鲁迅对儒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孟子说,“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他说得很形象,你只选了一,就把一百种的可能性全丢掉了。“执一”是一条选项越走越少的思路,而“执两”是一条能走出无限可能性的活路。

综上所述,孔子的两端思维是取两端而非一端,不走极端,最终走到两端之间。两头思考为我们理解孔子、用孔子的思想处理未来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可能。所以,我的观点是回归孔子。孔子的理论仍然活着。

本站:孔子游说各国,但是没有人真的愿意采纳他的思想。是不是说明他的理论现实可操作性比较弱?像很多人批评的知识分子只从理论出发,没有从实际出发?

钱宁:我不认为这是原因。走向“一端”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皇权专制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阶段。在这种历史潮流下,孔子的学说只能变成后来的儒家学说,在皇权之下补缀起来。这是一个历史悲剧,他所期待的社会暂时无法在历史进程中形成。

有一次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到中国社科院来做讲座。他说人权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政治概念,在法律出现以前,人权是不存在的。人权的出现意味着另一端被承认,所谓的平等实际上也是对另一端的承认。

在皇权时代,人不是作为“一端”存在的,没有权利。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孔子的思想和方法论对现代社会具有借鉴价值,应该应用于现代社会的治理。

商业上是“中庸”之道体现最多的地方

你在《论语纲》中论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两头法”是孔子的方法论,“中庸”是儒家文化的最高智慧。孔子说:“我不一样。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中庸是一种目标追求还是实用主义?

钱宁:“中庸”是个决策之法,事物在两端,你最后取的一定是两端之间的位置。中庸的“中”,程朱以“不偏”来解释,是不对的,它不是在两端之间的“正中”,而是在“适中”的地方。

中庸可以帮助做出很多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可以对很多事情做出判断。他的判断每次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在探索。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方法论。

本站:“中庸”在经济活动中有什么指导意义吗?

钱宁: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服务两个目的”的过程。

孟子说,仁政始于田地的划分。他又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你要先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农村的改革才能开始。

做生意,如果不承认对方是生意伙伴,那就叫掠夺。经济活动必须在“两端”之间。承认彼此的权利是必要的。没有权利的确认,一切经济活动都无法进行。我们的物权在不断完善,这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动力。

真正的确权一定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

任何政策的放松都不是对企业权利的确认,而是一种宽严相济。比如我是一个企业,我希望我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而不是上级政府临时给我的批文。如果是临时批准,我的经营行为就不一样了,所以可能会“赚钱”走人。企业需要的是法律对其权利的承认和保障。

在“执两”之后还要“用中”。“执一”是固守一端或在两端中守着一个选择而不变化,“执两”是要兼顾两端,然后走适中的路。

中国正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寻找一条温和的道路。绝对市场或绝对计划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两端的位置其实是40年不断探索的结果。

孔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人和人、组织跟组织、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宽恕”的核心是做错事,这也是我论证的一个内容。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没有做什么。真正破坏友谊的是你不该做的事。

大家在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时候,政府制定的法律应该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规定企业去做什么,政策制定也同样。政策出现问题往往不是不许大家做什么,而是要求大家都做什么,这时社会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本站:你认为博弈论追求自己一方的最好,而“中庸”追求双方的最好。好的外交也应该遵循中庸之道吗?

钱宁:外交谈判是为了达成一种协议,“中庸”可能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方法。你首先要承认对方,他的利益、立场你都要关注,要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谈判中一个有趣的点是“宽恕”。你不能把你不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进入谈判后,很难在“你想要什么”和“你不想要什么”之间达成一致。你想要的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因此,外交谈判中最早达成的协议是“什么都不做”——双方首先同意彼此“什么都不做”。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的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关键两条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没有这两条,其他三条都无法实现。

子贡曾经问过孔子,他说:“我不想把任何事情强加给别人,我也不想别人把任何事情强加给我。”这是否达到了仁?孔子说:“你来早了,不能这样。”

人类的冲突往往是将自己的“所欲”或“不欲”强加给对方而引起的,“恕”的关键,是不强加于人。

光是贸易就不应该有“战争”。你卖给我东西,我要就买,谈个价。如果我不想要,我就不买。商业是中庸体现最多的地方,每次签订商业协议,都是“两头”之间的选择。当有贸易战的时候,就是买卖的时候。

所有人生的意义都在自我选择上

本站:孔子说,君子不求食。你认为“中庸”是孔子的“道”吗?

钱宁:可以这么说。“中庸”在我看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要做出决策,在“两端”中取一个点;二是一定会有取舍,即使对双方都好,任何一方也是要做出一定让步和取舍的。

当这本书最终完成时,我有一种掌握的感觉。我突然明白了孔子为什么说“仁”,为什么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样,他的理论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他的一些观点可以被理解得更加深刻。

有多少人会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本站:你父亲对你的作品有什么评价和建议吗?他对你的人生选择有什么主要影响?

钱宁:那时父亲真的是太忙了。当年,《留学美国》成为畅销书后,他才抽出时间读了一下,但是我想,他恐怕很难仔细地看,不过,他很快看出了一个错误,在书中一个地方,我把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弄混了。到《新论语》出版时,他已经病重了……说到人生选择,父亲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们自己选择人生道路。他对子女,从来没有“执一”。

我觉得我也一样,我愿意给孩子更多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所有生命的意义都在于自我选择,不管做还是不做,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本站:接下来您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钱宁:写完《论语纲要》后,真的感觉“空空如也”了。年轻时,可以有很多规划,过了“知天命”之年,就知道,人的一生,能做成的事情其实很少。自己深感庆幸的,是能完成《论语纲要》这本书,和《新论语》一起,将自己对孔子学说的一点感悟和发现,表述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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