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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课 从阳光长跑到三宝课 清华五字班的四年里改变了什么

导语:本文原标题:《GIVE ME FIVE | 从阳光长跑到三宝课,五字班的四年里改变了什么》原文:清华大学清新时报 作者|刘羿佟 张艺璇 罗美慧 岳颖 编辑|朱明珠排版|华静宜2015年8月,五字班成为
本文原标题:《GIVE ME FIVE | 从阳光长跑到三宝课,五字班的四年里改变了什么》

原文:清华大学清新时报

作者|刘羿佟 张艺璇 罗美慧 岳颖

编辑|朱明珠

排版|华静宜

2015年8月,五字班成为清华校园的一员。在随后的四年里,学校经历了多项改革和发展——学分绩点改革、开设校园第一个素食窗口、从“阳光长跑”到使用“阿甘长跑”APP,三宝班成为选课中的“宠儿”。2019年,五字班即将毕业。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在过去四年中经历的校园变化。

01

四年前没有在阳光下长跑的人

在清华大学,每学期第13周的紫荆操场上,人总是比平时要多。塑胶跑道上,有人拿着手机或跑或走;操场周围的柏油马路上,有人慢慢悠悠骑着自行车,一手握把,一手有频率地晃动着手机。如果你走近些,或许还会听到一个亲切的女声:“已完成1.34公里,用时8分钟,平均配速......”

这些学生聚集在这里的“幕后推手”是阳光长跑。

在2013级本科生眼中,是盯着手机跑步软件“阿甘”,跑完21次2公里。在2015级学生眼中是39次2公里和操场上为了刷卡而排起的长队。在2018级学生眼中它又是“2公里+集体活动≥27次”的新规定。而在体育代表队的同学看来,阳光长跑又可以用日常训练代替。

图片由刘钇彤提供

将“阳光长跑”纳入体育课必修要求,学校的出发点是为了督促同学们多运动,但在学业压力与“单纯懒”的双重打压下,四年前的同学们曾以走代跑,也因为打卡机前的长队抱怨过。四年后,在期末截止时间前,也有同学临时抱佛脚,通过更改手机时间,可以一个小时刷4次“阿甘”,甚至“体力不够,单车来凑”。

侯雨欣,2015级机械专业本科生,一直喜欢跑步。她加入了学校的晨跑队。每天早上6: 00,她会准时出现在紫荆操场西南角,和队友一起在欢声笑语中开始跑5公里左右。因为她不需要参加阳光长跑,所以每天早上在兜里帮学弟跑《阿甘正传》是她唯一接触阳光长跑的机会。

让她感受到阳光长跑存在价值的,是她身边的一些人。他们通过跑“阿甘”逐渐关注自身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甚至因此爱上跑步。她把阳光长跑看作同学们了解跑步的“一个通路”。“有要比没有好吧。总不能完全‘弃疗’。”她笑着说。

作为“局外人”,侯雨欣也能感受到阳光长跑正在慢慢进步。她说,之前的五字课,“操场排队刷卡很麻烦”,有了“阿甘正传”APP,就是一个进步。虽然听说经常出现bug,“当你成为程序员的时候,你觉得所有的bug都可以被原谅”。

2015级化工系本科生吴昊宸也建议“阿甘”APP可以多设计几个栏目,“增加校内同学一起约运动,订场地等功能”。

作为足球专业的学生,他的训练强度远远大于阳光长跑。每周训练四天,每天下午训练两个小时,会安排体能训练、力量训练,周末可能会有比赛。有时需要承受30度以上的高温,有时需要冒大雨。“但现在习惯了,觉得其实还行。”

现在的吴昊宸每天晚上都会出去跑跑步,而侯煜欣因为创业需要常常熬夜,很难再早起去晨跑了。

四年前不需要长跑的人,不需要为了跑步而跑步。也许跑步已经成为埋在忙碌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或爱好。未来四年阳光长跑会是什么样子?是内化为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是骑自行车刷《阿甘正传》浪费时间?这需要我们去定义。

02

四年前我开始关注

教学改革的五字班

谢迁四年前入学时就开始持续关注GPA改革和培养方案改革。2015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跨学科信息学院。入学后,谢迁对学校的教学改革产生了好奇,并“感到一种参与和帮助改进的冲动”。在学长的影响下,她了解到清华大学本科咨询委员会的存在。

大一下半学期,谢倩开始旁听课咨委的研讨会;大二时,她加入课咨委成为正式委员;一年后,她又作为外部委员继续与课咨委成员一起“brainstorming”。三年里,她参与过无数有关学生教学改革的讨论,也与许多校方教师深度交流与沟通,传达学生的意见。她曾去旁听学校关于大类招生建议的咨询会,成为最早了解大类招生的政策设计的学生之一;也曾参加网络学堂改革的咨询讨论,共话在线教学平台的更新迭变;还曾在GPA改革调研会上,向校长汇报全校学生对于GPA改革的意见反馈,传达同学们的心声。

谢迁说,咨询委员会自2014年成立以来,作为学校与学生沟通的桥梁,促进了许多教学项目的改进和完善。每学期开学时,ACSAC主席会敲定本学期要讨论的两三个课题,并把成员分成几个小组进行深入研究,收集国内外其他大学的相关信息和学生的反馈。学期中,顾问委员会不时收到学校召开教学会议的通知,负责本课题的团队会准备相应的材料向学校展示研究成果。

谢倩列举课咨委曾参与讨论并得到采纳的议案:五字班入学的GPA改革、选课实行‘WaitingList’制度、“GPA改革之改革”,还包括九字班以后取消英语小学期等等。“应该说课咨委做了不少工作,不论是已经实现的,还是尚未实现的、背后的努力。”

2019年5月20日,教务处和注册中心联合发布了《关于GPA改进和完善的通知》,谢迁参与GPA改革四年的工作告一段落。一个月前,学校成立了GPA改进和完善工作小组,一个月内为本科生和教师举办了多次座谈会,设立了工作小组邮箱,接收师生反馈,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加强沟通,调整完善GPA制度。

化学系六字班的周亮为此次调整点了赞:“可以看出,校方对同学们反馈的意见真的很重视,一直召开座谈会听取我们的想法。而且从结果来看,我觉得确实能起到引导学生淡化GPA的作用,让优秀的同学不再为高分焦虑,反而能投入时间精力到科研、社工、创新等其他方面上去。”

弱化以GPA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探索多元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包括GPA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创新举措的初心。

未来,在大类招生、写作与沟通课、第二外语以外,同学们会迎来更多教学改革新政,课咨委会继续参与着教学改革议题的讨论。对课咨委而言,其职责正是在教学改革中实现校方政策设计与学生现实学习之间的贯通。谢倩认为,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多一些反馈渠道的话,对于双方的沟通而言会更有效率”。

从五字班到九字班,委员会在促进师生对话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还会更进一步。

03

等了“三宝”四年的人

2019年春季学期,清华大学开设了第一门“三宝课”。“三宝课”是学生对于学校中开设的性教育课程的统称,来源于1995年北大教授陈守良率先开设《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课程。课程容量只有40人,五字班的郑嘉颖没有在200多个人中“突破重围”。

“三宝”课程面向本科生,涉及到他们在亲密关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弥补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对生殖健康、爱情伦理、关系维护等相关话题认识的不足。以前,学校没有专门的性教育课程。只有《大学生心理健康》和《亲密关系:恋爱、婚姻、心理学》等部分课程提到生理健康知识,但大部分还是倾向于心理健康。

几年来,北京大学姚锦仙副教授每学期都会受邀到清华开讲“三宝课”,阶梯教室里总是坐满了人,不少同学挤着站在教室后侧听完讲座全程。“我只能乖乖等待一学期一次的北大三宝课,但时间不够,讲的还是比较浅白的生理知识”,郑嘉颖说。

关注性教育的郑嘉颖在2018年加入了研究小组“黄啸”。同年4月12日,时任课程咨询委员会主席的王安东和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黄啸组织的“围炉夜话”。活动中,参与者互不相识,积极谈论了很多与性有关的话题。活动结束后,ACSAC向黄啸协调员了解了推进“三宝”的困难,决定帮助他搭建与教务处的沟通桥梁。

性教育课程特别小组于4月20日正式成立,郑嘉颖是小组成员之一。12月,提案从大纲变为正式落实的课程。作为小黄的二代统筹人之一,郑嘉颖认为,“性教育的课程可以让更多清华人接受更正式、更安全的性教育,在清华制造一个讨论性的空间。”

在推广“三宝”的过程中,学生的自组织紫色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紫色成立于2015年,专注于性少数群体,专注于探索性和性别多元文化。2017年,紫光成员徐树昌起草了《紫光集团关于清华大学校园性教育的倡议》,但当时反响不是很热烈。之后,徐树昌加入“黄啸”,成为“三宝”课程推广组组长。

“三宝课”的内容分为“爱情”、“性与健康”和“性少数”三个板块。作为这门课的助教,许书畅觉得课堂的气氛很热络,授课老师特别注重调动同学们的讨论,同学们态度积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性少数”一讲中,老师引导同学们为自己想呵护的人设计性别维度,并编写成长故事。通过这个环节,同学们理解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等维度都可以是多元的,是和成长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有几名同学勇敢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许书畅说。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性少数》的讲座中,老师指导学生为自己想关心的人设计性别维度,并写成长故事。通过这个环节,学生了解到身体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等维度可以是多样的,与成长过程息息相关,几位同学也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徐树昌说。

图为清华大学红十字学生分会

2019年,小黄、红十字会主办的同伴小班、Purple、LeanInTsinghua等推广校园性教育的组织依然举办着各种活动,为同学们建立可以“勇敢交流”的空间。随着“三宝课”成为正课,校园性教育的推广者们对进行时阶段的运动充满期待。

郑嘉颖说:“希望有一天,大家都能学会更冷静、从容地讨论相关话题,去除东亚文化中荡妇屈辱、处女情结等错误观念。”

04

四年前酝酿的素食窗口提案

“这几年,协会工作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推动了校内食堂素食窗口的开办。”现任清华大学学生素食协会会长欧阳惠雨说。

谢肃成立于2012年。2013年至2015年,谢肃曾三次致信清华大学餐饮服务中心,提议在食堂设立素食窗口。由于此事并非学校餐饮经理一手包办,2016年,欧阳于慧除了继续给餐饮服务中心发函外,还走访了校办信访办的老师。

在与信访办老师沟通了近一个学期后,素协将目光瞄向了“校领导接待日”。欧阳惠雨说,需要倡议学生、校领导和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达成共识,才能促成此事。

2017年春季学期,谢肃再次与信访办沟通,信访办决定在本学期第二次校领导接待日上报《关于增设素食窗口的议案》。

2017年6月8日,素协会长欧阳惠雨、副会长马彦文代表协会将经过长期调研后产生的《提案》向校领导进行汇报。《提案》从开设素食窗口对服务素食学生、建设具有人文关怀的国际化高校和绿色校园的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提出实际操作方案。

欧阳于慧指出,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进入清华学习,素食者的数量日益增多。很多素食者都反映食堂没有素食窗口。当很难找到素食时,一些素食者甚至只吃一种食物,或者干脆放弃原来的饮食方式。

时任副校长王希勤表态支持。他说:“素食的提案,对整个学校来说是发展问题,对素食者来说是生存问题。”他曾跟原副校长袁驷老师接待从以色列来的一个团队,用餐时,两位外宾没有动筷,后来才了解到,对方是vegan。王希勤由此意识到校内素食土壤的匮乏。

2017年12月,在以“校园餐饮安全”为主题的季俊民副总裁公开交流日,谢肃再次提出希望尽快落实提案。2017年底至2018年上半年,食堂素食窗口的筹备工作正式步入正轨。

2018年5月底,清华校内第一个素食窗口在紫荆食堂三楼开办,紫荆食堂经理反映,就餐人数较为可观,能够保证这一个窗口的运行。后续,素协还建议食堂在这个窗口贴上“vegan”的标签,方便国际生中的素食者分辨。

紫荆花三楼素食窗

谈到素协今后的工作展望,欧阳惠雨强调了素协成立的新部门——食物委员会。他希望“素协可以在提高学校饮食健康性层面上建言献策”,而未来重要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建议学校增加植物性食材比例。

“提倡增加植物性饮食的比例,有益于大家的健康。如果素食协会能够通过与餐饮管理者的沟通与合作,不断提高植物性饮食的比例,就可以逐步实现保护公众健康、减少动物痛苦等诸多目标。普通食客可能不知道这些,也不一定认同素食协会的理念,但没关系,只要素食协会确实带来了实际的变化。”欧阳于慧这样总结道。

推送封面图来自公众号“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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