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土战争 1840年 稀里糊涂的鸦片战争开始了

1840年6月，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出现在中国海面。计有：海军战舰十六艘；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四艘；运兵船一艘；运输船二十七艘；英国陆军三个团；孟加拉志愿兵若干。

根据毛海健先生的统计，陆军有4000人，海军约6700人。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进行封锁。封锁之前，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发出公告：“现奉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伯麦的公告，译成中文，按中文格式编成说帖，写在木牌上，插于尖沙嘴一带的海滩上。

按照巴麦尊的要求，虽然不允许他们去广州打仗，但他们至少把巴麦尊写给中国皇帝宰相的信的中英文版本送了一份。然而，正义原则坚持认为，广州当局不宜第一个知道英国的要求是什么。根据毛海健先生的推断，正义的法律不愿意在广州交付，因为害怕在林则徐面前显得低下。总之，他们没有执行巴麦尊外长的指示。6月30日，表兄弟带领大小船只43艘，离开广东北上，只留下独乐驿、拉尼、海亚欣、科伦拜恩和武装汽船进取号继续封锁广州。

看意思，义律本人与林则徐有些赌气。因为按他们的游戏规则，这份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乃是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不给林则徐，这让林则徐特被动，以至于定海都失陷了，林则徐还在上奏，跟道光汇报，英船惧怕广东战备的严密，驶出老万山，乘东风扬帆而去了。等得知定海失陷后，林公又埋怨定海方面战备做得不如广东好。林公的这种认识影响了一些主剿派，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于1841年曾上奏要求道光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理由之一就是夷人最怕林公。其实，不是洋人怕林公，而是林公不怕洋人。1840年6月英国封锁了广州海口，扬帆北上了，7月3日的林公还在写帖子安慰他的百姓，中心意思如下：

第一，“英国人和外国人很尴尬，一切都是空的。来的士兵非常多，但只有一万多人。”

二是“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十，直以千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

第三，英国人腰腿直，当不起佣人。建议你英勇杀敌，有物质奖励。如果你能抓住枪位，你将根据枪的大小得到奖励。

鸦片战争之后，有关鸦片战争有三部着名的时人着述：《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和《中西纪事》，它们的作者魏源、梁廷枏和夏燮皆谓：林则徐在广东战备搞得好，英军才转而北犯的。他们把广东战事的失败，归因于林则徐的去职；把其他各地的战败，也归因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当然，他们在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表达得很艺术。比如魏源，在书里借别人之口说出自己的意思，他用了个“或曰”：“或曰：西变以来，唯林公守粤，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备亦如闽粤，则庙堂无南顾之忧，岛寇有坐困之势。子何不责江、浙、天津之无备，与粤闽后任之不武，而求全责备于始事之人？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敌攻敌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奏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矣。”魏源这样说，在于他先是把林则徐任内的九龙冲突、官涌冲突当作了中英之间的正式战争了，后来是把英国正式开战后对广州的封锁也当做战争了。

尽管作者个人与龚琳交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知识界总有一些民族情绪。他们不容易承认中国打不过颖艺，他们的自慰也值得理解。不可理解的是，后世的学者总是让人怀疑他们是当时的内行人，因为作为后来者，面对历史的时候，连最起码的后知后觉都没有，比历史上的内行人还要无知。这让其他清醒的学者深恶痛绝，而代表人物就是蒋廷黻先生。不言而喻，正义不如与林则徐在广州战斗，战斗的结果绝对是龚琳的失败。蒋廷黻先生设想，如果龚琳被击败，至少会有两个好处:

第一，一下子打掉天朝神话。否则凭天朝政府那样的大唐中土意识、盛世傲慢情结和天朝百姓那样的昏庸皇帝、奸臣误国的思维模式，主流舆论总会坚持认为，义律在广州是干不过林钦差的。这就让天朝失去了反省的内在自觉，从而错失改良的历史机会。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天朝心目中，顶多是一个地方事件，过后就忘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自觉根本没有产生。

第二，让后世的学者少自我安慰，以为自己诚实正直，就可以凭借自己的道德实力和素质特点拒绝千里之外的英国。

蒋廷黻先生希望林公战败，希望天朝神话早日破灭，动机是好的，但是他忘了，林公战败之后，神话的信奉者们，还会给林公找到借口和替罪羊啊。被称作林则徐第二的裕谦不就战败自杀了吗？对当朝能有什么触动呢？总之，没了神话，神话的信奉者们会编织新的神话来自慰，反正始终不服，就像天朝政府直到灭亡时仍对西方那些蛮夷国家不服一样！不服就是不服，打得流鼻血也不服！这不，最后通牒来了，天朝都英勇地不接嘛！

无法发出的最后通牒和无法理解的白旗规则

英国远征军把首战地点定在了浙江定海。途中，舰队经过福建厦门时，遂派“布朗底”号前往厦门递交事实上的最后通牒——《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时间是1840年7月2日，其余舰队继续北上。

厦门是福建的重要门户。遥控站彭，靠近金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布朗底”号于7月2日中午驶至厦门南水道，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前来，询问来意，英方遂递交了一封信，称明天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公文。7月2日下午，“布朗底”号直接开到了厦门岛，放下一只杉板小船，悬挂白旗，让翻译罗伯聃前往递信。天朝守军不懂白旗规则，用火绳枪和成群的弓箭迎接他们。挂着白旗的英方杉板船，无论如何也完不成自己的送信任务。

第二天，7月3日，英方再次努力送信。当罗伯特·孟乘着小杉板船走近时，他发现岸上不仅有成群的军队，还有成群的围观者——当地人千年一遇的热闹场面。

船靠近后，罗伯聃用生硬的中国话高声喊叫，提出“不让上岸，就要打仗”，但岸上没有人回答他。这时的天朝兵民还听不懂这类近代政治意义上的“鸟语”。罗伯聃举起一块方木板，试图说明自己的目的，但是迎接他的，是士兵的愤怒及抓获他的冲动，吓得罗伯聃只好离开。

当罗布登上“棕底”号时，愤怒的“棕底”号开火了，两发炮弹一落地，就有五六个人倒在了岸上。岸上的人群——士兵和人——像鸟兽一样四散奔逃！

中国炮台和水师船开炮还击，双方一场激战。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中国的炮很快就被英国的炮给打哑了。

枪炮停止后，英国人再次发出了宣战。这一次，他们试图把宣战直接贴在清军堡垒的墙上，但他们失败了，因为中国士兵躲在堡垒附近的房子里，继续用他们的火枪抵抗。

没有办法，“布朗底”号舰长包诅想了个绝招，把那封最后通牒放到一个玻璃瓶里，扔到了水里，希望天朝百姓捡起来，可以上交政府。7月3日，他们离开了厦门，留下“伯兰”号军舰和一艘运输舰封锁厦门港。7月7日，他们到达舟山，与大部队会合了。

马史在《停战白旗》一书中说:“这是中国人民在战斗中从未学到的新规则。即使一个高级军官得到了适当的指导，也经常会发现一些过于热情的下属不知道如何应用这个新规则，所以他们仍然不能在战斗中使用它。英国人对中国人这种欺诈行为表示的愤怒，和中国人对英国人在攻击炮台时没有从正面火力攻击，而是坚持从炮台侧面攻击的欺诈行为表示的愤怒一样强烈。”。

除了白旗规则，我们还需要关心一下战果。双方对战果的汇报，仍然是有差别的。罗伯聃报告，狠狠地教训了清军，己方没有死伤。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英国方面给中国方面相当损害。天朝这边闽浙总督邓廷桢的报告，则是：清军用箭射死夷人一名，用矛刺死夷兵一名，中炮跌入舱内、跌入海中的无数，英国进攻被我方击退，“狼狈蹿遁”。

敌人双方都报告说他们赢得了战斗。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双赢”的战争。另外，这不叫战争。不就是最后通牒吗？

本文选自《1840大国之殇》，端木赐香　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