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史补编 杜泽逊 王绍曾先生与目录版本学研究

王绍曾先生一生从事的学术工作有若干方面，成果丰富，主要成就是目录学，而无论是在目录学，还是在版本学、校勘学领域，先生的成果都主要在史部。王先生1930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随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1932年至无锡国专图书馆后作《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理清了“正史”版本源流，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1978年编出《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相继出版了《山东文献书目》、《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等专着，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最能代表先生的目录学成果，堪称史志目录编纂史和清代文献目录编纂史上的里程碑。

王绍增先生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很多方面，成果丰富，主要成果是目录学，无论是在目录学、版本学还是校勘学方面，他的成就主要在历史系。1930年，王先生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与先生一起校对《二十四史》。1932年赴无锡国立大学图书馆考证《二十四史》版本的沿革，明确了“正史”版本的由来。1963年，经高峰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1978年编著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先生重振学术，先后出版了《山东目录学》和《现代出版家》。《清文志集》最能代表王先生的书目成就，堪称清代史志编纂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作者/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

原载/文学、历史与哲学，2011年第5期，第55-59页

“目录版”是王绍增先生生前填写各种表格时，“研究方向”一栏最常用的短语。为什么要这样填写而不是“版本目录”？按照王先生自己的解释，目录学是他自己的学术基础。从学术史来看，先有书目，后有版本。“版本目录”存在歧义，即除了“版本和目录”之外，还可以理解为“面向版本的目录”，成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王绍增先生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很多方面，成就并不丰富，但正如王先生自己所强调的，他的主要成就是目录学。

王绍曾先生，字介人，号介盦，又号霞客乡亲。江苏江阴县人。生于1910年12月19日，卒于2007年4月13日，终年97岁。王先生的名字，先生生前告诉笔者，“绍曾”就是远绍宋代的王曾，他是“敬惜字纸”民间习俗中常见的一个典范。“介人”也就是继承人。“霞客”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江阴历史文化名人。先生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母亲以养蚕为生。先生1927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此步入学术殿堂。

王绍增先生，字介绍，名介绍，人称霞客乡亲。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10年12月19日出生，2007年4月13日去世，享年97岁。王先生的名字，王先生生前告诉笔者，“少增”是宋代的王增，他是民间“敬惜书法”习俗中常见的一个例子。“中介”就是继承人。“霞客”是明代地理学家、江阴历史文化名人徐霞客。王先生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母亲以养蚕为生。王先生于1927年考入无锡国学学堂，从此步入学术殿堂。

王绍增先生

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简称“无锡国学学院”或“民族学院”，因为全国只有一所国学专门学校。学校创始人是国学大师唐，王先生生前被称为“唐先生”。在国立大学任教的老师包括钱基博、陈艳等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是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是无锡民族学院教务长。他每周在无锡教书一次。国学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包括钱钟莲、王继昌、瓦斯、周、、等。当时，北京的清华国学院和北京大学国学院是培养国学专业人才的重镇。在这样的学院里，王先生接受了专门的训练，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王先生的毕业论文是《目录学分类》。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六万字的大学毕业论文，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优秀书目。摘要:本文从刘翔、刘欣的《七纲》谈起民国时期引进的杜威十进制方法及其在中国的改进，展现了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深刻理解和中西目录学的融合。王先生一生从未拒绝过新方法，甚至没有亲自试验过，包括个人医疗。他的开拓精神也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这篇论文是由钱基博先生指导的。钱老师对这篇论文非常满意，得了100分。他还建议国家学院作为“无锡国家大学生系列”第一期正式出版。那一年的这个版本不容易得到，王先生留了一份。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目录版考据集》广为流传。当时，钱基博先生把论文带到光华大学供师生阅读。后来，他对另一个弟子余振梅的论文写了这样一段评语:“自从我讲学长江南北以来，先后教了三个人。王圣绍学于目录，住于《文史》中的陶，住于《汉书》中的余圣贞。”说明钱基博先生确实把王绍增先生列为得意弟子。在后来的流亡生活中，王先生与钱先生保持通信联系。晚年，王先生和周先生整理重印了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并撰写了《钱子全先生讲学杂记》一文。钱先生晚年在教学中常被提及。可想而知，师生之间的友谊影响深远。钱基博先生没有出版过目录学专著，只是出版了一部版本学作《版本通义》，这是早期少有的版本专著之一，也是王绍增先生经常提到的。基于对钱基博先生的特殊感情，王绍增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也保持联系，写信捐书。1991年，他们和周先生一起到钱钟书先生家做客，谈了两个小时的叙话。大部分的谈话都是关于过去的，并合影留念。当时，他们都是80岁的老人。交谈中，王先生提到，钱钟书和弟弟当年曾在无锡上过钱基博先生的课。钱钟书先生当面否认，说:“没听过我爸的课。”告别钱甲，王绍增先生对作者说:“我还没潦草，他怎么不承认？”这件事至今没有答案。

1930年王绍曾先生无锡国专圆满毕业后，经校长唐文治推荐，进入当时亚洲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追随国学大师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这是王先生治学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930年王绍增先生从无锡民族学院成功毕业后，进入当时亚洲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跟随国学大师张元济先生整理《百济本二十四史》。这是王先生学术生涯的又一里程碑。

张元济先生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严复的学术翻译和林纾的文学翻译都是在商业上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在商业上也有出版，当然全国中小学都有教材。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几十年来中国古代学研究领域的图书信息系统几乎都被业务“四辑”、《图书二十四史》《古籍续编》《丛书集成初编》《孤书·元明杂剧》等占据。商界还拥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其中好总部叫“汉芬楼”，是藏书史上著名的藏书楼。《商业》也拥有一支强大的学者和编辑团队。这个出版帝国，在几十年后的出版史上，只是一个梦想，短期内没有未来的前景。

商务印书馆为了整理影印《百书二十四史》，专门在张元济先生家附近设立了“校史室”，日常工作由王一年先生和江忠礼先生负责。赵荣昌先生和胡先生也参加了校史工作。学校历史工作由张元济先生亲自主持。那么，学校历史系的工作是什么？你为什么想做这份工作？这一点必须解释。

中国古籍数量众多，但主干是“正经”和“正史”。正经，也就是俗称的十三经。正史，即《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它的出版包括元代的《十七史》、明代的《二十一史》和清代的《二十四史》。正史出版一直是文化出版领域的重中之重。就明清以来的情况而言，明代南京国子监刊《二十一史》，北京国子监刊《二十一史》，形成了著名的“南监”“北监”。明末，金毛的《齐国十七史》再次出现。清朝乾隆年间，著名的皇家雕版办公室“武英堂”刻有《二十四史》。太平天国平息后，江苏、浙江、湖北的五官书局联合刻制了同治时期的《二十四史》，称之为“局版”。建国60年来，整理古籍最大的工程是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校勘。可以说，谁抓住《二十四史》，谁就能在出版界名利双收。商业也不例外。清末以来，《二十四史》有文同出版社、梧州文同出版社、图书集成局、朱见斋、石学斋等多种版本，市场上很容易买到。商业出版了自己的一本书。这些大多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乾隆时期的武馆版本。至于“局书”，当时也比较容易拿到。如何让《二十四史》在学术质量上再上一层楼，超越其他通俗版本？是一门伟大的学问。张元济想出了一个方案，把宋、元、明的旧版本抄出来，收为《百书二十四史》，很成功。在中华书局校勘的《二十四史》出版之前，一直是绝对权威。中华书局出版后，《百济本》仍是察家老学者的常备之书。

《百衲本二十四史》采用的是影印方法，但经历了艰苦的校勘考证过程。首先要选取各史传世较早的版本，然后要与其他版本，尤其是清代乾隆武英殿本对校，参校的版本则有宋、元、明刻本多种，其中以明南、北监、汲古阁本为主体。这样大规模的通校“全史”，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清代武英殿本各卷附有“考证”，算是此前最系统的“全史”校勘工作。至于私家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大家，他们的突破固然很大，但获见旧本太少，无法与张元济相比。张元济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历时多年，最后形成了173册《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这次校史活动的直接成果是印出了《百衲本二十四史》，这套正史以宋、元、明旧本为底本，同时汲取了殿本以及其他旧本的长处，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形成了独特的“百衲本”版本系统。第二个成果是每一史后都有一篇张元济的跋，可以说是二十四史版本研究的优秀成果。这些跋曾经出过单行本，后来收入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广为流传。这些跋文讨论了各史流传的经过和传世各种版本的关系、优劣，尤其对清代的“官版”武英殿本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在此之前的相关介绍，如孙德谦的《古书读法略例》等，都把殿本作为最好的版本来推荐。可以说张元济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打破了这一局面。第三个成果是张元济采取《校勘记》精华写成的《校史随笔》。这本只有一册的小书，与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最富创见的两部校勘学专着。第四个成果就是多达173册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手稿了，可以说大规模的校勘记是张氏校勘学成就的基础。

《百济本二十四史》采用影印的方法，但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校勘考证过程。首先要选取传世版本，再与其他版本进行比较，尤其是清代乾隆武英殿版本。参校版本为宋、元、明各种刻本，其中以《明南》、《北简》、《吉谷歌》为主。如此大规模的“全史”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清代武英堂各卷均附有考据，被认为是以前最系统的“全史”校勘工作。至于钱大昕、王明胜、赵毅等个人，他们的突破很大，但太少，比不上张元济。张元济主持《百家本纪二十四史》校勘工作，历时多年，最终形成《百家本纪二十四史》校勘文稿173篇。这次校史活动的直接结果是《二十四史二分法丛书》的印刷。这部正史是以宋、元、明的旧书为基础的。同时，它借鉴了寺院书籍和其他旧书的优点，纠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形成了独特的二分法书籍版本体系。第二个成就是每部历史后面都有张元济的后记，可以说是二十四史版本研究的一个优秀成果。这些跋已出版单行本，后来被收入广为流传的张元济《与园林有关的序跋集》。这些后记文章论述了历史与传世版本，尤其是清代武应寺的官方版本之间的关系和利弊。在此之前，相关介绍，如孙德谦的《读古书简例》等。，都推荐寺庙为最佳版本。可以说，张元济的《悲惨世界二十四史》打破了这一局面。第三个成果是张元济的校史论文，具有校勘学的性质。这本只有一卷的小书，加上陈垣的《元朝法规补释》，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最原始的两部校勘。第四个成就是《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多达173册。可以说，大型校勘是张校勘的基础。

《百济本二十四史》书影

王绍增先生在商学院历史系工作，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才离开上海。他回到母校无锡民族学院担任图书馆馆长。原主任为蒋天舒先生，后考入清华国科院，由王先生接任。王绍增先生在校史部的工作是每天和同事一起校对，填写印刷精美的校勘笔记。同时，由于工作需要和王绍增先生独特的学术头脑，他利用汉芬楼的善本和专藏，系统考察了二十四史版本的源流。到达无锡国立大学图书馆后，他撰写并发表了长篇论文《二十四史版本沿革研究》。从宋元到明清，他用大量的史料和视觉材料阐明了“正史”版本的由来。本文在这一领域受到特别关注。台湾学者先生专门将王先生的长文收入《中国图书文献集》，作为《二十四史》考据学的代表性成果。同时还有的《中国书系变迁研究》、的《书系补考》、胡适的《校勘方法学》、陈垣的《校勘方法四例》、瞿万里的《十三经注疏》、陈的《历代道经书目与编刻》、周树嘉的《藏经刻本源流》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王先生论文的学术地位。

由于参加了《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王先生把自己当成了先生一生的学生。的确，王先生在“版本学”和“校勘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先生的指导。王先生对先生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在先生离职后也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化大革命后，王先生还写信给中央领导陈云同志，为之子张树年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安排表示担心。1981年，王先生发现了癌症，接受了切除手术。手术后不久，他给现代出版人张元济写了一封信，交给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成为新时期张元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老师在序言中说:“每当想起三十年代初跟随老师的校史，记忆犹新；这几年看了老公的作品，感触很深。我总是想写点什么来表达我对我丈夫的尊重。”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先生对张元济先生的深厚感情。

关于王先生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因缘，还表现在王先生在晚年花费了大量精力主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这件事上。《校勘记》173册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时曾由赵守俨先生经手借去。“文革”后王先生在一些场合呼吁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引起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赵守俨先生的高度重视。他指示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在各处寻找《校勘记》稿本，分批归还商务印书馆。可惜有7种迄今未得下落。经过动荡的岁月，又有谁能保证这些先贤用心血撰写的高层次成果不遭劫难呢？幸存的《校勘记》稿本133册被分批交给王绍曾先生。当时由笔者一趟一趟用包背到济南，交给王先生，并与王先生一起逐册清理，分辨出张元济先生亲笔和其他校史处成员汪诒年、蒋仲茀等先生的笔迹，这些结论已在王先生的有关论文中体现出来了。蔡元培、胡适当时都十分关心《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整理出版工作，因形势不稳，直到1992年才有机会进行整理。那时幸存于世的校史处成员只有王绍曾先生一人了。校史处成员赵荣长先生的儿子赵统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担任了繁难的誊录工作，为他客死台湾的父亲尽了最后的孝心。笔者之外，山东大学的刘心明、王承略、李士彪、傅根清、徐超、王培元诸先生以及山东教育学院的程远芬等同志分头承担了各史的具体整理工作，先后历时八年，才最后完成并由商务印书馆分册出版。可以说，进入商务校史处参加《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工作，对王先生一生的治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记得在整理工作开始时，我们发现《校勘记》大都包括原始校记和“定本”。“定本”已删去了《百衲本》根据殿本修改过的文字内容，这些内容在原始校记中还保存着。“定本”是蒋仲茀先生根据张先生的指示办理的，所以王先生主张照“定本”整理。笔者提出吸收原始校记的所有内容、合二为一的方案。王先生不同意。经过反复讨论，王先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菊老已经这么办了，你说怎么办呢？”张元济先生号菊生，周围人称他“菊老”。影印古书而改动文字，这是当代所不允许的。王先生不主张把改字的部分吸收到《校勘记》中，不无回护张元济先生的意思，“为尊者讳”应是内心的根源。但最终王先生还是同意了合二为一的方案。当时部分整理稿已交到商务，笔者又到商务做了一遍增补工作，才印出来。从这件事，可以体会王绍曾先生对张元济先生的特殊感情，这种感情与学术工作交融时，表现形式是相当复杂的，甚至会令旁人觉得不好理解。《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可以说是尘封了五十多年才面世的，这是史学领域和版本校勘学领域屈指可数的成果。傅增湘认为张元济校史的贡献超过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观点是成立的。20世纪的大规模校史工作一共有两次，其成果是《百衲本》和中华书局本。参加中华书局点校工作的学者，如有“南王北唐”之称的王仲荦、唐长孺，在他们的治学经历中，已写下了闪光的一页。王绍曾先生早年参加商务《百衲本》校勘工作，晚年又历时八载主持整理了大部头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也同样是闪光的一页。在认识和评价王绍曾先生的学术贡献时，这一页应当是浓墨重彩的。

王先生与《二十四史·百书二十四史》的关系，还体现在王先生晚年花费大量精力主持《百书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上。中华书局校勘《二十四史》时，赵守炎先生借用校勘173卷。“文化大革命”后，王先生在某些场合号召校勘《百书二十四史校勘》，引起当时中华书局副总编赵守彦先生的高度重视。他指示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到处寻找《校勘记》的手稿，分批归还商务印书馆。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有7个物种没有被发现。动荡的岁月过后，谁又能保证这些先贤写下的高水平成就不被抢走呢？现存《校勘记》手稿133份，分批交给王绍增先生。当时笔者把书包一个个背回济南，交给王先生，和王先生一起一个个清理干净，并分辨出张元济先生和学校历史系其他成员的笔迹，如王一年先生、蒋仲礼先生。这些结论已反映在王先生的相关论文中。蔡元培、胡适对《二十四史校勘记》的整理出版十分关注。由于局势不稳定，他们直到1992年才有机会整理。当时，王绍增先生是学校历史系唯一幸存的成员。学校历史系成员赵荣昌先生的儿子赵通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承担起繁重的抄写工作，为在台湾省去世的父亲尽了最后一份孝心。除作者外，山东大学的、王、李世标、傅根清、、山东教育学院的程元芬分别承担了每部历史的具体整理工作，历时8年，最终由商务印书馆完成出版。可以说，进入商学院历史系参加《白碧本二十四史》校勘，对王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记得在校勘工作之初，我们发现《校勘记》大多包括原始校勘和“终本”。最终版本中，根据寺庙版本修改的文字内容被删除，这些内容仍保留在原始校勘中。“定本”由江忠礼先生按张先生的指示办理，故王先生主张按“定本”整理。作者提出了吸收原文校对的全部内容并合二为一的方案。王先生不同意。经过反复讨论，王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居老已经这样做了，你说呢？”张元济先生生来就有菊花，周围人都叫他“菊老”。抄古书改字，在现代是不允许的。王先生不主张把改字吸收到校勘中去，这不是没有保护先生的意思。“怕尊重别人”应该是内心根源。但最终，王先生同意了合并为一的计划。当时一些整理稿已经交给商家，作者再次去商家补充作品后才打印。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理解王绍增先生对张元济先生的特殊感情。当这种感情与学术工作交融时，表现形式相当复杂，甚至会让别人觉得难以理解。可以说，《二十四史校勘》历经50多年的尘封才得以出版，是历史学界和版本校勘界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傅增湘认为张元济学校史的贡献超过了钱大昕、王明胜和赵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是成立的。20世纪有两部规模较大的校史著作，其成果分别为《百家版》和《中华书局版》。被誉为“南王北堂”的王、唐等参与中华书局校勘工作的学者，在学术经历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早年王绍增先生参与校勘业务《百济本》，晚年主持校勘卷帙浩繁的《百济本二十四史校勘》，这也是他学术生涯中光辉的一页。在认可和评价王绍增先生的学术贡献时，这一页要充满色彩。

《白集二十四史》校勘之一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王绍增先生前往母校无锡国立大学图书馆，1935年应民族资本家薛福基的邀请，出任无锡任尚中学校长。抗战时期，先后在成都、西昌从事行政、编辑工作，创办《新宁远月刊》、《宁远报》。抗战胜利后，王先生急于回国，于是参加了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县长培训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金山县担任县长。18个月后，他辞去县长一职，住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经著名民主人士周世冠先生推荐，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山东济南工作，担任山东机械工业学院、济南工学院图书馆副馆长。1960年考入高峰先生函授研究生，1963年经高峰先生推荐转入山东大学图书馆。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的编纂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山东大学图书馆以前没有珍本。王先生从普通古籍中整理出善本约1200种，并按相关格式要求上报《中国善本书目》编委。同时编著《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送油印。油印工作由于某种原因停止了。后来，经过张昌华、高，特别是沙先生的进一步努力，《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终于编纂完成，由周先生校定出版。没有书目编辑的基础，全国古籍善本书目工作就无法完成。

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山东大学中文系尹梦伦先生、尹焕先先生和历史系王先生都曾请王绍增先生开设目录版课程。1983年，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王先生调任该所工作。1985年，古籍研究所招收第一届研究生班，王先生为指导组成员，开设目录、校勘两门课程。研究生班毕业后，王老师分班指导连振彪、王、的硕士论文。后来，他又招收了在职研究生王和博士生雷、孙。作者的博士论文由王先生和先生共同指导。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逾古稀的王绍曾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进入了学术生涯中最旺盛的阶段。多个项目同时进行。先生每天早起晚睡，匆匆行走于图书馆、古籍所和寓所之间，风雨无阻，不间寒暑。其间出版的成果有《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山东文献书目》、《山东藏书家史略》、《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渔洋读书记》、《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等，《山左戏曲集成》则是去世后才出版行世的。从这些成果，我们可以想象，在70岁以后到90多岁，二十多年间，一位老学者是如何为学术奋斗的。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见。这些成果每一项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成果，但先生花费精力最多、最重视的，并且最能代表先生目录学成果的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20世纪80年代后，年事已高的王绍增先生重新焕发了学术活力，进入了其学术生涯最蓬勃的阶段。多个项目同时进行。王先生每天起得早，睡得晚，风雨无阻地在图书馆、古籍馆、公寓之间匆匆行走。其间发表的成果有《现代出版家张元济》《山东文献目录学》《山东藏书家简史》《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海原亭五种书目》《杨宇读书秘书》《清史稿·文艺志摘》《白碧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目录学集》从这些成果可以想象一位老学者从70岁到90岁的20多年间是如何为学术奋斗的。这样的学者不多见。这些成果每一项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成果，但王先生花费精力最多、最重视、最能代表其书目成果的是《清史稿艺文志集》。

《清史稿·艺文志》的书影

就其性质而言，《清史稿艺文志注》属于目录学的分支。在正史中，有六种艺术记录:韩曙、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松石和史明。北洋政府修订的《清史稿》也有《艺文志》，是前六种中的七种。清代学者多因其他史书缺乏艺术文化记载而作“补记”。如果说记载中有艺术上的记载和疏漏，那么从宋代王应麟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做“补品”。这种成果后来被明凯书店编入《二十五史补编》，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官方文艺记录的修订和补充，形成了清代朴学的一个领域，也形成了目录学的传统，这部著作至今没有衰落。北洋政府时期修订的《清史稿·艺文志》是由著名学者张裕、吴、朱世哲等人撰写的。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可利用的书目太少，仅有8000卷书目和育才图书馆书目是像样的书目。因此，虽然清人有九千多种描述，但仍有许多遗漏。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作成先生完成了《清史稿补编》，增加了一万多条关于清人的描写。总共大约有20，000种。这两项成果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联合出版，书名为《艺文志·清史稿补》。王绍增先生看完这本书后，认为还有大量清人的重要作品没有收入，有必要进行补充。因此，他策划了《清史稿文录集》，得到了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中华书局还咨询了戴毅先生和赖夏新先生。王绍增先生还与顾、程、王义亭先生进行了交流，得到广泛支持。这项工作始于1983年，1989年列入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1992年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八五”规划，1993年完成，2000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参与编纂工作前后，有张昌华、沙、苗同普、、王、、程远芬等十几位同志和作者，但都是王先生亲自主持、亲自编辑的。工作地点先是在山大图书馆古籍部，后来搬到了古籍研究所的资料室。王先生每天都来和项目组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有什么问题随时讨论解决。

《清史稿艺文志集》与以往的艺文志、补志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过去的艺文记录和补编记录中基本没有版本或出处，但每本书的版本和出处都在《文集》中注明。这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就记载范围而言，《拾遗记》力图反映清代在辑佚方面的成就。一部古佚书的编纂书很多，记载在不同的条目中。对于晚清外国名著的翻译，同样努力记录，同一本书的不同译本也设定了各自的目标。这些外来的说法，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制阶级体系容纳不下的地方，在分科设置了一个“新阶级”来容纳它们。对于能容纳这四个部分的，在相应的类中增加“域外属”来记录。这样，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出来了。跟上学术文化的发展是衡量其成功的标准之一。可以说，《皮卡》跟上了时代的发展，取得了成功。《皮卡》值得称道的是，它信息量丰富。《清代文艺志》和《吴诗补编》共记载清代著述2万余种，《拾遗》增加清代著述5.4万余种，清代著述总数约7.5万种。自制史志目录和补充史志目录体例丰富完备，不超过《史记》的体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创下了历史新高，取得了空之前的成就。2003年教育部授奖时，《拾遗记》获得一等奖，是一种肯定。对于科研来说，如果你的成果不能成为里程碑，也就是未来发展的新起点，那么你就失败了。当然，无论你有多优秀，都不可能成为终点。笔者认为《拾遗记》是清代史志书目编纂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此也是王绍增先生作为目录学家的代表作。2002年国家修订《清史》项目启动后，清史委员会主任戴毅先生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山东大学《清史艺文志注》的王绍增。有人解释说，新修订的《清人艺文志注》的编纂必须以《清史艺文志注》为依据，这就明确了《清史艺文志注》必须以

20岁的国子监毕业后，王绍增先生进入学术领域，进入“正史”领域。直到晚年，他仍然在这个领域耕耘、开花、结果。无论是在书目、版本还是校勘方面，王绍增先生的成就主要在历史系。当我们了解王先生的学术特点时，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今年4月，我丈夫去世已经四年了。我匆忙写了这篇文章作为对我丈夫的纪念。

图片来源/搜狐网、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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