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贿选 北洋军阀之乱：曹锟贿选丑闻

编者按：本书可以称为是一部史料丰富、精彩纷呈的北洋军阀衰亡史。本书的作者群体权威、内容独家，史料价值尤为珍贵，具有独特的出版价值和文化价值。本书的出版，能够填补同类市场的空白，增加北洋军阀历史的权威性、真实性、可靠性，对于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国初期国会开会现场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制造了三大动摇国本的政治风波:第一次是民国四年袁世凯决定当皇帝，但洪宪王朝仅83天就覆灭；第二次是1996年在张勋复辟，试图恢复前后仅6天就倒塌的清朝朝廷；第三次是民国12年，曹锟在北京贿赂总统，公开用钱买票，弄得乌烟瘴气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国家制度的变化，对于民国来说，是王朝的变化；第三次是对民国民主政府的挑战。曹锟的直接支持者贿赂国会议员，每次投曹锟的票，都是从5000元开始到几万元。这是对民主的极大侮辱。

北洋军重镇

曹锟，出生于直隶天津，1870年10月21日。家境贫寒，早年靠卖布为生，没什么文化素养。后来，由于卖布生意不好，他放弃了生意，参军了。他被派往北洋军事装备学校攻击军队。毕业后一直在袁世凯的北洋军任职，进步很大。1906年，它被第三镇控制。第三镇最初驻扎在东部三省。1911年由东北调至海关，驻平金监视北方革命活动。从此，曹锟成了袁世凯身边的赵子龙。

民国元年，第三镇改为第三师，曹改任师长，在改制以前，由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因袁不愿离开北京南下就职，所以暗中嗾使驻于北京南苑的曹部兵变，袁遂借口北方局势不稳而留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

2002年，袁任命曹锟为长江上游总指挥，率领第三师进驻岳州，作为唐向明的后援。民国四年，袁称帝，封曹为“一等”将军，师从胡为。当的皇权制度失败后，曹才回到保定，由段赞助担任直隶总督。

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段祺瑞在马厂誓师，以曹锟为西路总司令，赶走了张勋。这一年秋天湖南政局发生变化，段的亲信，湘督傅良佐被逐，曹又被任为两湖宣抚使，进兵湖南。到民七年三月占岳州、下长沙。六月二十日北京政府任曹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最大的丑闻

这时北方局势，段祺瑞所领导的皖系和冯国璋所领导的直系，兄弟阋墙，势成水火；而冯国璋自入京为代总统后，处处受制于段祺瑞，逐步退让，已形同傀儡。直系的领导重心遂渐渐转到曹锟身上。曹锟之所以见重于当时，是因为他手下大将吴佩孚衡阳撤兵开始；吴撤兵时发出了几则漂亮的通电，要求解散“安福系”、解散新国会、倡议和平。段祺瑞乃开去吴佩孚第三师师长职，并将曹锟革职留任。民国九年七月十三日，曹锟和张作霖联合通电申讨段祺瑞，直皖战争爆发，结果皖系大败。七月二十六日北京政府即复曹锟原职，九月三日任曹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

皖系失势后，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共同主持；这两个部门和平共处的时间不长。民国十一年四月，双方宣布撕破脸皮，在芝罘爆发第一次战争，导致直接胜利。掌握北京政府全部实权的曹锟罢免了时任国家主席徐世昌，并以李为过渡。

当时的直系，军权完全在吴佩孚手中，吴因和曹锟左右的一般嬖佞不和，所以驻军河南洛阳。逐走徐世昌，拉回黎元洪为总统是吴的意思；而曹的左右则主张曹锟自为总统。曹亦有意，只是碍于舆论和吴佩孚，不便放手大干。吴既然不在北京，而曹的亲信所谓保定派和天津派遂集中全力拥曹上台，先以各种方法迫走“无权总统”黎元洪，然后收买议员，在国会极其勉强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民国政治史上最耻辱的一幕总统选举——以金钱换得选票。曹锟遂当选了大总统。

有人说北京当不了总统。袁世凯死于焦虑和痛苦；李两次被开除；冯和徐世昌也不好意思下台；曹锟工作不到一年，被冯玉祥兵变赶出中南海。他被囚禁在延庆楼，从此落魄而死！

内阁总辞职

曹锟的部下执意要拥曹上台，曹本人也甘愿沉迷于总统；因此，保定派和天津派决定先把李赶出。

民国十二年六月六日，北京举行国务会议，由津保派的健将现任内政总长高凌霨首先发言，高说：“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有的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有的则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办理，例如制宪经费、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警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独行，这实在是违反责任内阁精神，侵越内阁职权。我个人认为，总统既然对于我辈阁员不信任，我辈只好退避贤路。”高的话讲完，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内阁提出总辞。其实这几位总长都是拥曹派。

总理张绍曾还没来得及说话，高就和说:“如果总理不愿意辞职，我们内阁成员也可以联合辞职。”首席交通官吴玉林大骂李。这时，张绍曾只好无奈地说:“如果要辞职，就应该一起辞职。”

拥黎的政学系阁员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都没有发言。高凌霨乃把津保派事先拟好的辞呈电稿拿了出来，请大家签名，这个通电全文如下：

作为子公司，是失职，责任不明。请驳回。窃取财政部5月24日发给税务局的一份公文，其中开了一个海关重建房屋的案子，经总统批准:每月拨出13万元给使团，每月拨出17万元给国会制宪。江海关建设资金统一按数拨付，财政部根据行知等原因进行核对。我把制宪作为国家的根本事业，广泛筹集资金也很重要；只有在依法规定了手续的情况下，须经国务院批准方可生效。所有之前的声明都是未经允许的。但在6月2日，他收到总统府秘书处办公室的一封信，寄给政府派哈汉章到首都宪兵监察厅检查并提交答复。出于各种原因，他被指示将其移交给医院。同一天，薛杜碧被调到崇文门担任税务监督员，并起草了一份命令，会签后送交政府。过了三天，没有盖章签发。《中华民国条约法》采用责任内阁制，国家大事由国务院执行；每个案件都必须由国务院解决，并且必须明确说明。今天的总统事前独断专行，事后却不接受匡哥。所有对席位的担忧都显示了内阁成员的失职。邵增等。都不被信任，而只是站起来拒绝纳贡，强调法律制度有明确的责任，而无法将袖手旁观纳入银幕阵营。

 在这个通电的最后，更加上如下之一段：“窃维责任内阁，载在约法；今既责任不明，以后危险情形，岂可言喻。绍曾等备员阁席，既不欲使一己蒙失职之咎，复不欲陷元首于侵权之嫌，唯有声请罢斥，解除责任，区区苦衷，伏希谅察。”

李殿通辩解道

张绍曾内阁辞职通电发出后，吴毓麟和程克并劝张氏离开北京，以免遭遇困扰，其实是拥曹派怕张又变卦恋栈。张允考虑。不料交通总长吴毓麟早已备妥了专车，请张立即出京，张绍曾遂于辞职当晚，偕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乘专车赴天津去矣。

民国12年6月7日，李电令为保卫分内阁辞职一事受到批评。电缆如下:

元洪不德，负我元僚，致有内阁总辞职之举，制宪经费，列为主因。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适财长缺位，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同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又：使馆断炊，下旗归国，此何等事，而忍漠然！有关出使经费，当时座中讨论，亦无异词。军警督察，直接元首，项城设官，躬预其议，卫戍既立，何妨裁省；崇文税差，阁员力主易人，比经许诺，可覆按也。凡兹薄物细故，既非要政，决无成心，府院之间，情同骨肉，维持调护，终始不移，垂拱观成，未尝掣肘，纵复责为失检，亦仅此数端，偶摅意见，初非拘束，旋复听从。统一未成，百废未举，阁员肯明责任，固所祷祝以求者也。节关密迩，枢府偕行，中流失舵，不知所届。元洪纵不足惜，如国家何？阁员明达，宁忍恝然，已派刘次长治洲、金次长永炎赴津谢过，分劝回京复职，期于得请，知念特闻！

刘和金到达天津后，会见了张绍曾总理，转达了李主席的诚挚挽留。张绍曾担心地说道:

“这次政潮，酝酿很久，其中原因很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殊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

张绍曾说了两个高字，一个是指内政部长高，另一个是指最高问题，即“总统问题”。

本文节选自《北洋军阀：雄霸一方》，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