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 2003年“非典”幸存者口述经历中 我们能反思什么

作为协和医院当年收治的最危重的“非典”患者之一，礼露能活下来，是个奇迹。她一再说：“我的个人经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个经历当中我们能反思出什么来。”

看病人

我经历的故事说起来很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老记者叫陈寰，资历很老，从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一个有名的时政记者。陈寰阿姨是我父母在沈阳东北中山中学的同学，他们的友谊从13岁开始，持续了60多年，直到我父母去世。陈寰阿姨一生没有结婚，我在北京工作以后，她对我就像对女儿一样。

2003年4月初，陈欢阿姨想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希望我能陪她。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她已经86岁了，肯定有些不舒服。她是高倩人，人民医院有医生为他们提供特殊服务，所以她不像普通人那样轻易不愿意去医院。

坦率地讲，我当时多少有些迟疑。那时候北京的传言特别厉害，说是广东的“怪病”已经跑到北京来了，而且中关村那边有一个楼已经被封闭。不过这都是在网上传的，没有公开，没有报道。这也难怪我弟弟听说后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就问：“这个时候去医院，你不要命了？”但我想陈阿姨平时也轻易不张嘴求人，最后还是决定陪她去一趟。当时很多药店的口罩都脱销了，我弟弟当天晚上开车跑了好多家药房，买了三十几个口罩——其实就是那种普通的比较薄的棉纱口罩，然后连夜给我送过来。

4月7日凌晨，我戴着他买的口罩出门。我打车去接陈阿姨的时候，她只露出眼睛笑了笑。她是一个“老革命”，一切都相信官方媒体的报道。既然当时主流媒体说感染的人很少，她觉得我有点小题大做。但我坚持要她戴口罩。

7点钟左右，我和陈阿姨到了人民医院。我陪她看的第一个医生姓段。进到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给另外一个人看病，那个人大约70多岁，高高大大的，声音洪亮，看起来是一个老干部，他已经开始咳嗽，也在发烧。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现在还不敢确认是不是“那个病”，但先按“那个病”吃药吧。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是SARS，官方的说法是“非典”，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不过虽然含含糊糊的，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知道是指什么病。

听段医生说可能是“那种病”时，我还是有点紧张。那个咨询室不到6平米，是个比双人床还大的小屋。我和老干部很亲近。他和段医生面对面，我清楚地记得段医生对他说:“回去戴上口罩。”段大夫虽然戴着口罩，但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后来，人民医院的100名医护人员感染了非典。不知段医生是否幸免。

陈阿姨做检查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楼上楼下地跑，帮她挂号、取药、划价什么的，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遍，口罩时戴时摘。那天人民医院的人非常少，我还和陈阿姨开玩笑说：“咱们看病可是拣了一个清净的时候。”陈阿姨说：“既然清净，那就多看几科吧！”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吸内科、放射科和神经内科。一直忙到12点半，忙得我一口水都没喝。在呼吸内科外面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戴口罩的女人，她发着高烧，还不停地咳嗽。

回家后在网上看到了301医院蒋医生写的文章，才意识到真实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但是，人是幸运的，总觉得去医院就会染上？至于它！

8日那天没什么异常。9日那天特别暖和，大概都有20摄氏度了，可是我却觉得特别冷，把棉袄都找出来穿上了，还是觉得冷。睡到半夜竟然冷醒了，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牙齿开始打颤，到了下午，感觉自己开始烧了起来。体温计一量，接近39摄氏度。我想，坏了！可是又拼命否定：怎么就那么巧呢？全北京都没几人得。那时候媒体说，全北京就有12个染病的，都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住着，怎么就会是我呢。

当时有两个客人住在我家，一个是我表哥李斌，我叫他“阿斌”，另一个是来武汉大学实习的新闻系学生万英，经朋友介绍住在我家。我让他们立刻打开所有的窗户，然后让万英擦拭和消毒我用酒精接触过的所有东西，并让他们换牙刷。

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是让万莹赶紧上网帮我查这个病例的资料。万莹很快就找到了，然后打印出来给我，其实当时找到的中文资料就只有一页纸那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此病目前没有对症疗法，一般情况下感染到肺部，出现肺炎，然后是发病5到7天后窒息死亡。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只是说这个病的“病程”一般是两周——这个在医学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到了今天我还没十分清楚它的意思，但是它在后来给我很大精神上的支撑，因为我坚持到了第10天还没有死，我就想，这个病程是两周，我还有机会。

那时候我有一个清晰的意识:我要尽量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少出去和大家接触。

五进五出

4月11日一早醒来，发烧没有退。天太冷了，我在家里盖了好几张床，但还是忍不住浑身发抖。但是我吃得很好，精神很好，没有咳嗽。4月12日，情况保持不变。我还有一种错觉，觉得发烧几天很正常，完全没有咳嗽。可能是普通感冒，就呆在家里慢慢恢复吧。

可是到了13日这一天，我开始浑身疼，而且胸口开始有憋闷的感觉。我跟阿斌说：“不行，咱们得上医院！”阿斌的防范意识比较强，他不但戴了口罩，还穿了皮夹克，还戴上了墨镜。

我住的地方离人民医院只有一条路，所以晚上我们直接去了人民医院急诊科。当时医院有很多病人，但是我发现医生没有戴口罩。医生让我先验血，结果是白细胞低。然后做个胸透。胸部x光显示肺部没有问题。因为只是发烧，医生给我开了药，让我每天打针。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心里嘀咕了三天。现在，当我看到这个结果时，我突然觉得很放松，就像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被移走了。当我走出人民医院时，我还在燃烧，但快乐的心情难以形容。

我想既然不是“非典”，那还是等它慢慢降温吧。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14日这一天病情越来越重，一直想咳嗽，全身酸疼，一点也不想起来，而且腹泻得厉害，人虚弱得不行。这一天去打针的时候，医院的人特别多，不管生病的人和陪着他们看病的，都混在一起。有的戴口罩，有的没戴。

4月15日，我自己去人民医院打针，但是这个时候，我每天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很郁闷。我仍然感到浑身疼痛，我的发烧也没有降下来。一般早晨可降至38摄氏度，天黑后可达39.5摄氏度至40摄氏度。虽然没什么食欲，但还是尽量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4月16日一早醒来，我感觉自己实在挺不住了。我和阿斌说：“咱们再去一趟医院吧！但是这次咱们要把钱带上。”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我觉得，这一次去医院，他们不可能再放我回来了。阿斌带上钱，还是全副武装又跟我去了。

这一次，我们报名了呼吸专家。轮到我之前，我在外面等了很久。医生姓什么？我告诉了他我的病情，但我觉得专家似乎并没有太在意。他还是让我验血，拍胸透。除此之外，并没有特别的建议，比如“这种症状应该去急诊科”。何医生说要去电视台录像，让我等结果出来再找另外一个叫曹的专家看。后来才知道，专家去电视台谈如何预防非典，可是当我是站在他面前的病人时，他没有反应。想起来真讽刺。

再一次验了血、拍了胸片，我坐在二楼一个挺清净的地方等。阿斌来回跑，问片子的事。这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自己觉得可能逃不了这个病。因为这已经是发烧第6天了，而且我做透视的时候，感觉已经无法做深呼吸了，一深呼吸就咳嗽，最后只能勉强拍了片子。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阿斌从楼梯那头走过来。虽然他戴着口罩，脸上大部分被遮住了，但是我一看到他仅露着的眼睛就知道，事情不妙。我接过片子一看，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

愣了几秒钟后，我反应过来说:“那就赶紧找医生吧！”于是我们来到了曹医生面前，这位专家告诉我们。曹大夫戴着口罩。这时，他已经换好了白大褂，好像要去吃饭了。旁边有一个女医生和他聊天。曹医生听了我的病情后，拿着我的胸透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对刚聊过天的女医生说:“看，又是一张！”女医生赶紧坐直身子说:“我还是救你的地方吧！”

听他这一番话，我更加确信我百分之百回不了家了，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把我记录在案，把我送到某个地方隔离起来。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曹大夫还是要出门的样子，临走前嘱咐我再打几天抗生素的针，开了四五天。我问：“怎么还打这个药？不需要隔离吗？不住院吗？”曹医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你先打吧。”他这么处理我倒又高兴起来，我想人家大夫不比咱们明白？它必定不是这个病，如果是的话能放我回去吗？所以特别真诚地谢谢他之后回家了。

但是回到家想想，还是骗不了自己。我开始冷静思考该怎么处理，于是我接连给上班的同事和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得了非典，有些事情要安排一下。然而，大多数人对我的呼吁的第一反应是:“来吧，不要胡说八道。如果是非典，你肯定要住院。既然不准住院，那肯定不行！”

不过还是有几个朋友，没说这个话，其中一个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学常莉，她听到我讲的经过之后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后来才知道，常莉放下电话后一溜小跑，跑到《人民日报》卫生组组长白剑锋那里，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同学得了“非典”，却住不上院。白剑锋马上给四个医院——人民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它们本身就是传染病医院，按道理应该接收传染病病人。可白剑锋发现，对方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没有病床。

经营医院的记者白剑锋意识到一定出了问题。首先传染病医院人满为患，其次确诊非典的人不住院。那天晚上，他给我家打了电话。当时我不能正常起床。小时候练体操，身体素质特别好。然而，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没有支撑自己有这么大的运动。我不得不侧着身子，先变成半睡半醒的人，然后用手撑着膝盖，跪起来。你走的每一步，你抓住什么东西，你的眼睛开始变黑。奇怪的是，到那时，咳嗽还不严重。我没有力气举手接白剑锋的电话。万英在大厅回答了这个问题。万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详细告诉了白剑锋。了解情况后，白剑锋又给我打了电话，已经是17日凌晨了。当时，我不能说话，我能听到我在电话里嘶嘶的喘息声。白剑锋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不好。他说:“别担心，我们都在帮你。”除了“谢谢”，我当时没有力气说别的，但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17日白天病情更加严重，上午就烧到39℃多，气都上不来了。已经走不动路，一站起来眼前都是黑的，出现缺氧状态，脸上跟有小虫爬似的，可能皮肤上的血液开始缺氧了，脸都黑了，嘴唇变紫了，手也变色了，很危险了。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继续去医院打针，但打针也知道没有用，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一天去医院的时候我想这一次怎么着也应该住院了，死也要死在医院里。我让阿斌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再一次去了人民医院。

或者在诊所打针。像往常一样，门诊有很多人，很多人发烧咳嗽。可能这个时候人民医院里面有人感染了，这一天又增加了一条新规定:在门诊部打针的人必须上交肺片。然后，阿宾把我的肺片交给了注射的护士，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中途，护士长来了。她问:“陆离是谁？”然后他对我说:“你为什么在这里打针？这种情况你应该去急诊！”

我心想可遇到明白人了，我也纳闷自己怎么能在这里打针，传染给别人怎么办？可是医生当时给开的就是在门诊打呀。护士长于是拿着我的点滴，把我“牵”到一层急诊去了。一到那儿，有一个人出来问：“是谁发热？是本院大夫吗？”护士长的表情一下子有点不自然，说“不是”，意思是我是外面的普通患者。那个大夫马上说：“那我们不收。”有那么几秒吧，我们全愣在那了，护士长擎着我的点滴瓶子，我们三个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对我说：“反正你不能在我们那儿打，你今天就在这儿打完吧，明天不能再去门诊打了。”我问她能不能给写一个门诊转急诊的说明，她说得找给我看病的大夫。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找不到那位曹大夫了，情况特别混乱了。我记得还有一个“中财”的患者问医生：你们这样把我放回去，我怎么办？我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和上班的人。医生沉默以对。

这一天再次做了透视。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的右肺也感染了。两肺全坏了，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幻想了。阿斌身上带着钱，我们到急诊，再次寻求住院。两个医生或是护士，在走廊的角落闲聊，我那时候已经学会和别人站很远的距离，而且不说话，都是阿斌去问。阿斌问她俩：“如果得了‘非典’，而且已经发烧好多天了，能不能住院？”那两个人特别本能地离我远了一点，然后说要等病房。

这一天，我又做了一个透视。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的右肺被感染了。两肺都破了，此时没有幻觉。阿宾身上带着钱，所以我们去急诊室再次寻求住院治疗。两个医生或护士在走廊的角落里聊天。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和别人保持距离，不说话。阿宾问。阿宾问他们:“如果你得了非典，发烧好几天，可以住院吗？”那两个人本能地远离我，然后说要等病房。

我有点生气和无聊。我说我在找院长，但是他们说没有院长的位置。我弱弱地问:没有病房怎么办？他们说在门口等着，等着号码，如果有车接他们，就转到医院，如果没有车接他们，就等着。我不知道在哪里等。这时，其中一个问另一个:“门口的那个转过头去了吗？”对方回答:“还有什么事？它死了。”听到这里，我感到阿宾有点颤抖。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拿着钱又回来了。这是我最最绝望的一天。

在家里，我让万英和阿宾跑了。我觉得阿宾是独生子。如果我感染了他，我死了也没关系。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我和万英联系很少。我相信她不会有问题。把他们赶出家门后，我想，让自己死在这里吧。

遗嘱

4月18日，我的家人空空四处游荡，留下我一个人。我还得去医院打针，因为我还剩下一针。如果我不打针呢？我必须死在家里。晚上到了医院，惊讶地发现人民医院门诊部锁了一条大链子，进不去。需要打针的人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护士和病人可以分开。有一个小窗可以让他们的胳膊伸进去打点滴。护士们全副武装，甚至戴着护目镜。

正在打针的时候，我接到了协和医院副院长于晓初打来的电话。她是我的中学同学，大概是其他同学找到她，讲了我的情况。她听说我还在人民医院打针，马上说：“你别打了，赶紧回家。”于晓初让我记下来几个药名，让我赶紧去药房买回来吃。我手头也没有纸笔，即便有也写不动，这真难为我这个脑子，平时都不吃药的人，硬记下这些陌生的药名，什么利巴美林、地塞米松等等，还有服用量多少毫克，什么时间吃等等。于晓初他们和专家在研究治疗方案，我应该是最先得到治疗方案的。我于是离开了医院，最后一次告别了五进五出的人民医院。

一从医院回来，阿宾就去药店买药。药带回来了，我们这时候没见面。他把它放在地上。我去拿。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除了水，我什么也咽不下。那几天我差点喝到水中毒。

我最好的朋友叫王颖，是锦州的一名工程师，她是我当年下放到锦州“青年点”的同学。我得病的这些天来，她一直在外地替我张罗各种事情，成了“营救礼露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一天，她从锦州给我打来电话，她尽量用平淡的语气问：“你是想回沈阳还是想留在北京？”我一开始没明白，愣了几秒钟后反应过来。我是沈阳人，父母去世后都安葬在沈阳。我也很平静地对王颖说：我当然还是希望在北京八宝山了——后来我才知道，你还想上八宝山呢，一概拿黄袋子一装，送到昌平一股烟，什么也别想了……

当时我就意识到所有该处理的事情都要处理，不然就来不及了。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想遗嘱，后来才意识到不赶紧写就写不下去了。我努力攒下一点力气，起身坐在写字台前，这时我发现自己写不直了。写了一半，我回到床上睡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写。对我来说，当我知道我的生命即将结束时，最重要的无非是孩子和财产。

写完遗嘱后，我往沈阳打了电话。我妹妹在沈阳，孩子也寄养在她那儿。我说话的时候，妹妹和我儿子同时在电话那边听。我说得很慢，因为也说不动，我妹妹一直在哭，奇怪的是，我平时是一个很爱哭的人，这时候却一点眼泪都没有掉。跟妹妹交待完，我又跟儿子说话。我第一次告诉他他的身世——他不是我亲生的……最后我说：“劼克，和妈妈说再见吧！”可是他那边一直沉默着，就是不说“再见”这两个字。而妹妹就一直在哭。我想，就这样吧，一咬牙，把电话挂了。通完电话，我开始清理电脑，把里面我认为死后不希望别人看见的东西全部删掉，然后又努力拖着身体收拾屋子。我受不了自己这个想法：我死了以后人家来收我的尸体，一看我的家说：要不然她死呢，你看家里脏成这个样子……

话说白剑锋通过万英得到了第一手材料，给中央写了一份内部参考。内部参考中也使用了“陆离”这个真名。或许这个名字看起来太“90后”了。后来听说民间有个传说，说是人民医院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孩感染了非典，但她还在住院，快死了。结果被报道给了人民日报...

这一天还有一个小插曲：人民医院的一个领导到我家来慰问。打电话的时候这位领导显然也以为我是个“美丽少女”，问我：“是礼露小姐吗？”他说得知我现在还没住上院，院长委托他来看我。这位领导带了一个急诊部主任和一个呼吸内科的主任来的，三个男医生，全副武装，像太空人一样。他们远远地站着，最大可能地站在房子的对角线上。领导要了我的病历看了看——但上面只有“发热”二字，也不会写“非典”，所以他似乎还对我的病情有些疑问。我几乎是悲愤地说：“我是典型的‘非典’病人！”他无言以对。临走前，他解释说：“我们也是条件有限，也没有办法。无论如何，我代表人民医院向你道个歉。”

那天晚上，我在灯下观察我的双手，发现双手已经开始变黑了。

重见天日

4月19日，余初晓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我说发烧没有退。她让我增加激素的量；20日中午，她又打来电话。得知我的病情没有好转后，她让我马上去协和医院。我提了个要求:希望不要被无谓的抢救，不要去呼吸机。余初晓回答:“好，我同意你的看法。”

那时候协和的救护车已经不够用，只能找“120”。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3个小时以后，“120”到了。我穿着羽绒服，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我是抱着必死的心出门的，那张遗嘱被我放在卧室的桌上。我几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才爬进了车厢里。车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非常刺鼻。车外，阿斌、万莹远远地站在那里，目送我离开。我心里默默地在跟他们、也跟自己的家做最后的告别。

到了康科德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在急诊科做血氧，测量里面的含氧量，我只有58%。这时我已经发高烧第十天了，看东西只剩下一个缝隙，两边都是黑的；走路要扶墙，不知道脚踩哪里。可以说你快死了。

协和当时也比较忙乱。病房里面都住满了，后来的人只能住在走廊里。没有床，护士推了一辆手术车给我当临时病床，被子也不够用。有些病友病情不太严重，他们后来告诉我，我进来时，他们纷纷议论说：来了个重的，看她脸都黑了；还有人在讨论我是男是女——那时我整个人已经折磨得看不出男女了，瘦到只有80多斤，皮肤像老茄子皮似的，一捏能提起来特别长，脂肪全都烧掉了，披头散发的；还有人说我是老太太，其实当时我才49岁，可以想见当时都成了什么样子。可以说我靠着最后一口气，挨到了协和。

奇怪的是，当身体到达最低点时，精神负担完全没有了。我想遗嘱已经写好了，我的家人也收拾好了。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我很冷静，忠于我的敌人。

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每一次呼吸都觉得非常费劲，一阵阵想咳嗽，但感觉没有进气，憋得厉害，似乎肺已经不工作了，就只剩下嗓子眼里这点气。我极力使自己的每一次咳嗽都要咳得“科学”一些，免得一口气上不来被憋死。

用了激素，21号下午，感觉体温崩溃。这时候我已经烧了11天了，体温第一次恢复正常。22日、23日体温开始正常，体力也慢慢恢复。退烧后，医生立即将甲基强的松龙的剂量从80毫升减少到40毫升。根据卫生部的指导，剂量上限为320毫克。后来听一些病人说，他们在别的医院用的甲基强的松龙的剂量是我的6倍。我也觉得很幸运。后来听说每个病人的剂量都是医生充分讨论后形成的意见，有时候经常会涨红。当时有些患者不太明白这一点。我记得一个症状轻微的年轻病人。急诊科主任王中没有给他开激素。他的父亲也质问王中。他的话很难听。这是否意味着他没有给医生钱？康科德的医生也遭受了很多委屈和误解。

这个时候给我最大慰藉的，就是我的这些朋友们。王颖的丈夫萨丕达也是我下放到锦州青年点时的同学，当时他特地从锦州赶到北京来看我，为此，他从住的宾馆被“请”了出来，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也被拦截在了锦西没让回。我至今还保留着萨丕达写在“西直门宾馆”信笺上的信，鼓励我要活下去，“我们都相信你”。吉林大学的同学们也发了封集体电报给我，北京的同学也送来了花篮和果篮，我把它们远远地放着，想看又不敢看，因为任何一点感情上的波动都会让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我的身体慢慢康复，终于在5月12日这一天出院。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病的过程中我一滴眼泪没掉，可是再重进家门的时候，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感觉有如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身体慢慢恢复，终于在5月12日出院。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生病期间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当我再次走进家门的时候，我忍不住哭了，我感觉自己已经远离了鬼门关...

7月份我去复查，当时住院的徐文兵医生看着我的胸片说:“你能活下来，真是奇迹！”后来才知道，在协和初期接受治疗的106名SARS患者中，我是16名最危急的患者之一。8月5日，我再去检查身体时，报告说:胸部x光没有异常。看到这些话，我差点哭了。我躺在栏杆上，一口气从雅宝路走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前。我觉得不可思议:我终于像个正常人了，这怎么可能？

协和医院在救治过程中显示出非常高的医学素质，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出院之后，我在家组织了一次病友聚会，也把救治我们的医生王仲、许文兵都请了过来。说他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点也不夸张。据我所知，北京一些医院将“非典”患者的所有病历都付之一炬，称“怕有病毒”，唯有协和医院将我们的病历收集整理完整，存档备案。

自己活过来了，也感谢这些救了我一命的医护人员。所以病好了以后，我特别想为他们、为科研做点什么。当我得知协和需要一些有“非典”抗体的血浆时，我找到了6个病友，大家听说后，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血献出来。不过体检结果出来，恰恰是我们最重的3个人血样里有抗体，符合科学实验标准。其中还有一位叫高京津的病友，她是学核物理的研究生，多次主动找医院要求献血浆，但是因为肺部有阴影而没献成。

我还活着，我感谢救了我一命的医护人员。所以康复之后，我特别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为科研做点什么。当我得知谢赫需要一些带有非典抗体的血浆时，我找到了六个病人，他们都非常愿意献血。但体检结果显示，我们最重的三个人的血样中都有抗体，符合科学的实验标准。还有一个病人叫高，是核物理的研究生。她多次主动向医院要血浆，但因肺部有阴影未能给药。

如今，当我们再次谈论非典时，外界更加关注那些感染者遭受的身体伤害。事实上，我们后来遇到的歧视、排斥、指责、怨恨和过度防范，都给我们造成了第二次心理伤害。由于该病传染性强，早期失控，几乎每一位非典患者都遭受着道德和心理的纠缠、自责甚至鞭笞，包括一线救护人员。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欣慰是阿宾和万英没有被感染，否则我可能没有勇气活下来...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在当时极度的恐惧和孤独中抱团取暖，表演了一场“非典恋爱”，现在他们结婚了。陈欢阿姨在非典后的第六年去世，享年94岁。

后来，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资助立项，协和医学科学院与北京协和医院对几十名来自各个医院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社会跟踪。我也参加了这项调查。我们做过多个心理问卷，特别厚，上面设计的问题也特别专业，比如：“你担心别人恨你吗？”“你是否对别人有内疚感？”等等。其实关注的也是我们这些病人的心理康复问题。有个测试还将受试者封闭在检测舱看一些片子，观察脑电图等反应。重看那些“非典”影像时，有的病友痛哭失声。其实，我们都不愿意再回忆和讲述2003那段痛苦经历，但是为了将来不让我们身上发生的悲剧重演，我们还是回忆了，讲述了——惟愿能给聆听者一点点启示。

来源:中国新闻网、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