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 美国故事︱异见者：北美殖民地的故事

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建立，以及此后围绕詹姆斯敦展开的白人在北美拓殖的故事，无论是充满残酷斗争的流血冲突叙事，抑或是借助印第安女子波卡洪塔斯而进行的浪漫的神话制造。这都可以谈得上是讲述美国历史故事开端的一种方式，从北美的原住民展开此后的欧洲白人历史叙事。对于欧洲白人在北美建立永久殖民地，以及不断地寻求获得土地，印第安人并非毫无异议的。印白关系的叙事更多的并不是波卡洪塔斯那样的和平与温情脉脉，而是各种冲突。北美殖民地上充斥反抗白人的印第安人异见者，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杨就认为美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异见”的历史。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文化的等异见塑造了美国历史。我认为，也正是这种种的异见使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性特征。

《异议:美国思想的历史》，纽约大学出版社，2015年。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17世纪是从16世纪历史初步变化转向18世纪的激进变革的过渡时期，如果说18世纪是一个理性时代，17世纪则是一个信仰时代。17世纪是旧世界改变新世界的时期，18世纪是新世界推动旧世界改变的时期。欧洲人对新世界的“发现”和宗教改革使人们认识到，当人们与日复一日的现状决裂而采取行动去创造新事物时，事情就会发生变化。有一种力量被释放，创造了一种有利于独立思考的氛围；并创造出一种观念，那就是个体必须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哪怕这观点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得顺其自然。故而，“在新世界的自由空气”中，那些早已在旧世界的新教改革中大放异彩的力量，也立即在新世界被接受并深深地扎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种异议使得北美殖民地形成了一个国家，这是对母国的反叛。同时，这种异议也是在更大的背景下对母国传统的继承。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为了和信奉天主教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离婚，不惜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宫廷。对亨利个人来说，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只是结束了第一段婚姻，开始了第二段婚姻。但对英国来说，这意味着英国圣公会的建立，这也形成了现代英国宗教异议的传统。17世纪初，宗教异见人士拒绝接受英国圣公会，于是他们穿越大西洋来到北美，建立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这个白人横渡大西洋的时代，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时代。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清教徒在北美建立了自己的“壁垒”，将他们与其他持不同政见者隔离开来。

清教的异见者

清教徒是宗教异议者。他们来到新世界不是为了“宗教自由”的崇高事业。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会众所追求的是实践他们认为唯一真正的信仰，而不是宽容所有的宗教。他们也不赞成宗教宽容，尤其是在那些进入新世界的人很快被发现在宗教信仰上自命不凡之后。那些不同意海湾殖民当局的人很快发现自己被排斥和流放。马萨诸塞湾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殖民地的第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主要是宗教持不同政见者。宗教异己在精神层面追求平等，构成了对权威的挑战，逐渐成为美国人性格的塑造者。

罗杰·威廉姆斯在被驱逐后受到了奈良·吉尼斯斯特印第安人的接待

其中最着名的异见者就是罗杰·威廉斯。威廉斯在1631年来到北美，成为塞勒姆教堂的牧师。他甫至此便呼吁将新英格兰的公理会与英格兰国教完全分开，并且警告说，如果马萨诸塞的人民不这样做，上帝会惩罚他们，彼时，清教徒还不想脱离英格兰教会。清教徒只想改革教会，但怎样能从教会外部进行改革？威廉斯声称查理一世没有土地所有权，那么对马萨诸塞湾特许状的授权就是无效的，这片土地属于印第安人，此举进一步激怒了清教徒。这一点是对移民获取土地的要求和契约有效性的挑战。接着，威廉斯还呼吁宗教宽容，政教分离。他坚称，世俗部门无权监管人们的信仰，也无权执行或惩罚违反十诫的行为。起初，地方治安官试图说明威廉斯放弃他的“异议”，但威廉斯拒绝。1636年，威廉斯被驱逐，他在纳拉甘塞特印第安人那里度过了那年冬天，并且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土地，建立了普罗维登斯殖民地。1644年，他前往伦敦，取得了一份殖民地特许状，后来称为罗德岛，从而使他对该殖民地具有了合法的权益。回到罗德岛后，他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理念，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必须改革殖民地文官制度，殖民地官员也必须改变自己观念，他们作为市民社会的官员，有权制止篡夺者的暴力行为，但他们并不是作为教会的成员这样做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随着殖民地越来越多元化和多元化，威廉斯倡导的政教宽容和分离逐渐成为18世纪政治话语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美国宪法批准后不久，威廉姆斯倡导的这些原则被视为自然权利，并体现在第一修正案中。

安妮·哈钦森在自己家里讲圣经阅读

新英格兰地区的另一位异见者是安妮·哈钦森。她是追随约翰·科顿来到新世界的，后者是殖民地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清教徒牧师之一。到达波士顿后不久，哈钦森就开始在家里举行周三晚间聚会，在这样的聚会上，她会为那些无法参加上一次周日礼拜的妇女总结和分析布道词。哈钦森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性，她从研究神学中形成了自己更为精妙的观点，并且也不是那种顺从的家庭主妇，她无所畏惧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也毫不吝惜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使这样的聚会充满活力，很快成为波士顿最受欢迎的活动。很多妇女开始来到她的家里，于是逐渐形成了每周的聚会。这种聚会由于是解说布道词，供大家讨论，也被视为北美殖民地最早的读书会形式。不过，后来也出现一些问题，哈钦森开始批评约翰·科顿在波士顿教会的同侪约翰·威尔逊，指责后者鼓吹通过善行才能得救。哈钦森坚信，约翰·科顿的布道与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信仰即可得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哈钦森对威尔逊的批评越来越严重，她开始通过参加其他教堂的礼拜来批评他们的行为。到1636年夏天，她甚至声称在海湾殖民地的所有牧师中，只有约翰·科顿和她的妹夫约翰·威利特在宣讲恩典之约。她相信善行永远不会导致救赎，只有通过冥想才能救赎罪恶。这也是清教徒们广泛争论的一个悖论:如果拯救只能通过信仰来实现，如果一个人注定要在天堂拥有永生，无论他多么有罪或虔诚，一个社会怎么能让人们按照善行和道德法则来生活？清教徒的回答是，善行是虔诚的标志，而哈钦森则坚信修行是重要的，但一个人的行为是无关紧要的。她的这个论点被认为是接近信仰理论的异端:否认法律，走向无政府状态。

在一个期望女性屈从的社会中，哈钦森的坚决果敢加剧了她的困境。但是，不能认为性别是她被驱逐的原因，她被海湾殖民地当局是因为她相信上帝指引着每个人的德性。这一点对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来说，就是无政府状态。她也不是因为崇尚宗教自由而被驱逐，事实上，她对她的那些对手从不宽容。1637年，在对哈钦森的审判中，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和几个地方法官、牧师们跟她辩论了两天，她坚持要他们证明自己错在哪里。实际上，她自己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出自经文，而只能说是“上帝与她的灵魂之间的对话”。法庭认为，如果直接启示优先于圣经或法律，如何防止人们不依这种直接启示而触犯法律？尔后，哈钦森被驱逐出境。1638年，她和她的一些追随者也前往纳拉甘塞特湾，建立了沃里克和纽波特殖民地。后来，为了远离波士顿殖民当局的控制，她搬到新荷兰殖民地，1643年，她和家人惨遭印第安人的屠杀。当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波士顿的时候，清教徒们认为这就是上帝对她异端观点神圣判断。

种族异议者

异见者哈钦森一家被印第安人杀害当然不是所谓“神谴”所能解释的，它反映了英属殖民地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冲突背后的种族异见。在整个17世纪，殖民地居民都试图在母国的历史根源中寻找依据，以建立法律和政府机构，这个过程出现相当大的社会动荡、冲突，乃至政治叛乱。哪怕是在关系最好的时期，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也是日渐走向敌对状态的。而殖民者们自身也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产生种种不满和怨恨，最终酿成骚乱。

殖民者在新英格兰的扩张加剧了对土地的争夺，导致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急剧恶化。1637年，为了抵抗英国对康涅狄格州和神秘山谷的入侵，佩克特人试图与其他印第安人结成联盟。然而，在联盟完成之前，英国人在拂晓时对佩凯村发动了突然袭击。来自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殖民者以及来自奈良·金斯特的盟友包围了村庄，冲进围栏，杀死熟睡的男女老少，并放火焚烧村庄。惊恐的人们四处逃窜，而殖民者残忍地枪杀了数百人。第二年，英国人俘虏了幸存的佩凯人，要么杀死他们，要么把他们当作奴隶卖掉。佩凯人的反抗被证明是自杀，不再是英国人扩张的障碍。

英国人还试图通过基督教皈依的手段，破坏印第安人的传统和宗教信仰。17世纪四十年代，约翰·艾略特牧师开始向印第安人传教，还把《圣经》翻译成万帕诺亚格语，并建立了“祈祷之城”，印第安人与白人相邻而居，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农业技艺。与此同时，托马斯·梅休和他的儿子也开始在印第安人中间传教，他们与艾略特不一样，并不试图破坏印第安人原有的文化认同。到17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离开了新英格兰地区，大约有2300人皈依了基督教。显而易见的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必须竭尽所能才能避免灭绝，不仅是避免疾病和战争，还需要应对传教士对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的破坏。白人和原住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总是以破坏性的结果而结束，即使欧洲人认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指示来转化被他们视为“异教徒”的人。

菲利普国王战役的一幕

1675年是新英格兰地区印白关系的转折点，这一年，万帕诺亚格酋长梅塔康姆带领其族人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殖民地史上最大的反抗。这场反抗被称为“菲利普王之战”。如果说佩奎特战争是一场针对单个印第安族裔的信仰冲突，那么，菲利普王之战则是一场范围更为广泛的战争，作战的双方是英国人和万帕诺亚格与纳拉甘塞特联盟之间的冲突，具有种族战争的性质。当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对美洲土着人的态度更加强硬，种族仇恨进一步加强。据说，在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一个印第安人约翰·萨萨姆曾经向殖民者通风报信。萨萨姆因此被自己的族人处死，作为报复，白人杀了三个印第安人。此后不久，梅塔康姆领导联盟对新英格兰地区的五十多个定居点发动广泛攻击，连殖民者都震慑于他们如此高效。这个联盟是有组织的，配备武器，并借着树林和岩石的掩护采用伏击战术。不过，在莫霍克印第安人的帮助下，英国人占了上风。莫霍克人是纽约易洛魁最东端的民族，他们设法阻止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入侵他们的领土，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与殖民者结成了联盟。说来有趣，最终还是莫霍克印第安人把梅塔康姆和万帕诺亚格、纳拉甘塞特的数个领导人抓获的。他们处决了这些首领，并把他们的人头拿到普利茅斯，战争由此结束。长达一年的战争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和殖民者被杀害，12个新英格兰城镇被摧毁。幸存下来的数百名印第安士兵和平民被卖作奴隶。

弗吉尼亚由少数民族持不同政见者引发的冲突更为典型，对历史进程的形成影响更为深远。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弗吉尼亚的殖民者已经超过4万人，争夺土地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合同到期，他们对自己获得的土地越来越不满意，认为自己不适合种植弗吉尼亚的主要经济作物烟草。由于大部分优质土地掌握在种植园主手中，合同到期的农民被迫迁往西部山麓，在那里他们经常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殖民者认为，殖民当局与印第安人于1646年在波瓦坦签署的一项协议，授予印第安人在白人定居点之外的专属土地，对印第安人太有利了，应该进行修改，向移民开放更多的耕地。他们讨厌那些占据大量肥沃土地的富农。1675年，当印第安人的敌意爆发时，怨恨和愤怒也随之爆发。骚乱始于一个名为多伊的印度团体在向一名定居者讨债时与几名白人发生冲突。寻求报复的白人袭击了一群萨斯喀彻温省的汉诺克印第安人，他们在追击多伊人时也渴望土地，印度和白俄罗斯的敌对关系急剧紧张。那年冬天，苏斯克汉纳克人发起反击，杀死了36名弗吉尼亚人。第二年春天，纳撒尼尔·培根带领一支由边疆人、逃亡的契约农民和奴隶组成的乌合之众，对印第安人进行反击。伯克利州长只是想让人们冷静下来，以防止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伯克利宣布培根等人为叛军，并派出300多名民兵逮捕他，试图将他带回詹姆斯敦受审。整个1676年夏天，伯克利的军队试图制服培根和他的下属，而培根和他的叛军不断杀害印第安人，甚至那些表现出友谊的人。之后，叛军入侵詹姆斯敦，没收伯克利及其支持者的财产，并通过摧毁和掠夺其他殖民者的财产对邻近的殖民地施加压力。伯克利逃到东海岸，在那里他组织了一支军队，并于8月重新占领了詹姆斯敦；培根的援军冲了回来，包围了詹姆斯敦，再次迫使伯克利撤退到东海岸。9月，培根将詹姆斯敦夷为平地，声称要联合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卡罗莱纳州，并与荷兰人结盟，建立独立的切萨皮克共和国。然而，不到一个月，他死于痢疾，伯克利卷土重来，重新控制局面，23名叛军立即被绞死。

伯克利州长与培根对质

这一事件被称为“培根叛乱”，是美国革命前殖民地发生的最激烈的社会动荡。这次叛乱暴露了人民对殖民地当局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对种植园主集团的强烈反感。一般的看法是，认为培根及其部下只是感到他们获得经济发展和政治权力的机会非常有限，所以拿起了武器。但原因不仅限于这些，隐藏在经济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种族主义，虽然叛乱者中包括奴隶和自由黑人。精英阶层几乎占据了所有理想的土地，边远地区的定居者和印第安人都在争夺肥沃的土地，导致土地迅速减少，激起白人种族主义的火焰。培根及其叛乱者都是异见者，他们试图彻底变革殖民地的制度，但并不是为了实现自然权利和个人自由等理想主义目标，他们卷入的是一场经济和政治权力斗争。

培根叛乱最重要的影响是，它最终改变了切萨皮克湾殖民地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集约经济模式。培根的反叛者是由契约农民组成的——他们来自英国社会的下层，没有资源，并且欠弗吉尼亚的路费。控制殖民地的种植园主认为这个阶级和这些暴民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反叛者和革命者，尤其是在培根叛乱之后。因此，在镇压叛乱后，殖民当局决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不再由地位低下和没有土地的白人来满足，而是由非洲奴隶来代替。与契约奴隶不同，这些奴隶完全被他们的主人控制，永远不能被释放或武装，也不能想拥有自己的土地。由于他们的肤色，即使他们逃跑了，也不可能不被发现就和其他定居者混在一起。

培根叛乱不仅显示了不同政见是如何塑造切萨皮克湾殖民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叛乱还揭示了不同政风的模棱两可。一方面，这似乎是一场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下层阶级对弗吉尼亚贵族的反抗——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场针对印第安人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情绪的宣泄。这也表现出，种族主义是如何掩盖着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叛乱者试图伸张他们的土地权利，意味着削弱印第安人权利。但令人困惑的是，考虑到并非所有的叛乱者，包括培根本人，是真正的下层阶级，这其实是一场企图从弗吉尼亚总督伯克利手中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权力斗争。

跨大西洋叙事

无论是宗教异见者，还是种族异见者，或者其他形式的异见者，异见者和关于异见者的历史叙事是跨大西洋的叙事。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异见冲突与英国本土的历史进展密切关联，并且从英国内战到“光荣革命”，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文所谈到的异见者的故事实际上都离不开跨大西洋这个语境，另外典型的案例包括受到英国内战影响的贵格派异见者和受到“光荣革命”影响的并围绕特许状问题的政治异见者。这些异见者的故事折射出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哲学，为美国革命奠定思想基础，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查理一世迫使大量清教徒皈依英国国教，其中一部分人移居马萨诸塞湾定居，但大部分人仍选择留在英国。20世纪30年代末，这些人控制了议会，1642年，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领导下，他们拿起武器反抗查理一世，经过6年的英国内战，国王被打败并送上断头台。这可能是英国宪政史上最奇怪的事件之一。议会用断头台上的铡草机镇压君主制。然后是克伦威尔的十年专制统治。执政官死后，查理二世复辟，清教徒对英国权力的控制结束了十一年。

在英国内战的混乱时期，宗教异见仍然增长。当时出现的一个不同派别是贵格派。他们的领袖人物是乔治·福克斯，他提出“内在之光”，认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探索来解释原始教义，而无需通过牧师来解释上帝的话。虽然福克斯的追随者们将他们的组织称为“朋友会”，但英国人给他们贴上贵格派的标签，意思说他们喜欢在耶和华面前摇头晃脑。由于贵格派认为，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们都试图为战争辩护，因而是有罪的，故贵格派往往也被认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实践着公民不服从和消极抵抗。他们拒绝在法庭上宣誓，穿着朴素，厉行谦逊。但他们的谦逊却没有打消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厌恶。贵格派有时看起来比较极端，比如在新英格兰地区，有时候他们会在清教徒教堂走廊里以裸体的方式宣扬教义。贵格派不设神职人员、否认原罪和宿命论。贵格派尊重人的天性，把自己的孩子视为无辜的人来看待，认为他们并不是有罪的人，只需要爱和教育，就可以使他们内心的光迸发出来。在其他基督徒看来，贵格派的观点会直接导致无政府状态。

查理二世复辟后，他将向支持他夺回王位的威廉·佩恩海军上将偿还16000英镑的债务。威廉死后，查理一世把钱还给儿子，也叫威廉·佩恩。然而，这位年轻的贵格会教徒恳求国王授予他一份特殊的宪章，这样他就可以在新世界获得一块土地，并建立一个殖民地，可以庇护“朋友协会”的成员。查理一世同意了佩恩的请求，给了他一个宪章，并规定佩恩在殖民地颁布的法律必须提交审批，英国圣公会的宗教自由应该得到保障。

佩恩获得了查理二世的特许，为持不同政见者建立一个天堂

佩恩在殖民地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试图为贵格派教徒提供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礼拜而不被骚扰的场所。不像清教徒那样建立的是一个在社会上和宗教上都高度同质性的共同体，佩恩建立的宾夕法尼亚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这里的政府保证法律的正当性，设立陪审团，保证良心自由和适度的惩罚。

宾夕法尼亚和其他英国殖民地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定居者没有携带武器来到这里。他们想与印度人保持友好关系，并尊重他们。有一段时间，至少在宾夕法尼亚第一个民兵组织成立之前，和平共处的政策确实是成功的。贵格会教徒公平对待印第安人，把他们当人看待，为他们得到的土地付出代价。

在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以可以自由传教、礼拜，但在其他的殖民地，他们面临着极大的敌意。1657年，在波士顿，一名贵格派教徒玛莉·戴尔就因为宣扬自己的宗教观点而被逮捕，清教徒们把她驱逐出境。1659年，她返回波士顿，再一次被逮捕。清教徒们警告她，如果她胆敢再到波士顿来，他们就绞死她。这一年10月，她居然返回波士顿，毫无疑问，她被立即逮捕、审判、定罪。她站在绞刑架上，眼睁睁看着两个贵格派同伴马马杜克·史蒂芬森和威廉·罗宾逊被吊死。在最后一刻，她得到缓刑，只要她保证不再到马萨诸塞来。她虽然被释放，但是1660年5月她再一次出现在马萨诸塞湾，这一次，清教徒把她吊死了。

戴尔被抓住了，看到他的同伴被绞死

跨大西洋叙事中的另一些异见者故事涉及特许状和殖民地地位的问题。查理二世在其统治的最后一年，为了使伦敦更有效地控制殖民地，撤销了对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特许状。这对清教徒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没有了特许状，他们在殖民地的整个事业都没有了根基。詹姆斯二世不仅解散了殖民地政府，还把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新泽西统一在新英格兰殖民当局的掌控之下，此举进一步加深了清教徒的忧虑。詹姆斯二世任命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为新的总督，派往波士顿。安德罗斯通过行政命令征税，颁布一项要求宗教宽容的法令，在波士顿征用了一座清教徒教堂，供圣公会教徒礼拜；废除总法院，并对市镇会议设置更多限制。这些措施激怒了清教徒，招致许多殖民者抗议，被安德罗斯投入监狱。1689年4月，当光荣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数百名兴高采烈的清教徒走上街头，抗议安德罗斯。清教徒们监禁了安德罗斯，并占领了波士顿港口。安德罗斯后来逃跑了，不过，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重新回到清教徒的控制之下。接下来的三年，他们都希望英王重新颁发特许状。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新的失望。罗德岛和康涅狄格恢复了自治权，但马萨诸塞却没有，成为一个皇家殖民地，总督由英王直接任命。新的特许状还取消了投票的教会成员资格要求，并将普利茅斯并入马萨诸塞。

新英格兰副省长弗朗西斯·尼克尔森也是被王室任命掌管纽约。1689年，尼克尔森拒绝承认威廉和玛丽，声称效忠詹姆斯二世，因此他面临着一场迫在眉睫的叛乱。纽约人担心他会在殖民地恢复天主教。正当其时，雅各布·莱斯勒挺身而出。他是一名德国商人，在英国占领纽约殖民地之前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他痛恨英国对荷兰和德国移民的歧视。莱斯勒领导了叛军，驱逐了尼克尔森，并成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作为殖民地的统治机构。莱斯勒抛弃了詹姆斯二世，宣布效忠威廉和玛丽，占领了曼哈顿南端的詹姆斯堡，并将其改名为威廉堡。一年多后，莱斯勒以女婿雅各布·米尔伯恩为副手接管了政府，鼓励下层阶级攻击富有的英国精英，并释放狱中的债务人。虽然莱斯勒宣誓效忠新君主，但当皇家总督亨利·斯劳特于1691年抵达殖民地时，他并没有立即将权力移交给后者。斯劳特因此逮捕了莱斯勒和米尔伯恩，并以叛国罪对他们进行了审判。殖民地的许多英国人对莱斯勒没有好感，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德国出生的暴发户，所以没有人为他辩护。莱斯勒和米尔伯恩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

当马里兰的新教徒听到光荣革命的消息时，他们也走上了街头。约翰·库德和一群自称新教徒协会的武装分子发誓要消灭殖民地的教皇党人，推翻巴尔的摩勋爵的天主教政权，并控制了政府。他们请求威廉和玛丽在殖民地建立一个新教政府和圣公会教堂。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卡尔弗特家族失去了在殖民地的统治权，直到1715年，他们转向新教。

结论

17世纪是美国建立前的一个关键时期，英属北美殖民地为即将建立的这个国家准备了国家制度、哲学和国家特质。此外，将来美国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基本都起源于17世纪。17世纪结束的时候，误解、屈尊、竞争和冲突已成为处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公认方式；新英格兰的清教神学根深蒂固，至今仍渗透在美国哲学、宗教、社会、文化和政治思想之中；奴隶制和种植园制度已经在南部扎根，一个半世纪之后，它将导致这个国家陷入美国历史上最具毁灭性和血腥的战争之中，而种族主义仍然是这个国家最令人烦恼和最持久的问题之一。宾夕法尼亚、纽约和新泽西这些中部殖民地已经成为多样性、多元文化、商业和宗教宽容的中心，也是塑造美国特性的核心力量。

新英格兰最初是清教徒寻求的避难所，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在那里做礼拜。然而，在清教徒中，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挑战他们的教义和信仰。因此，一些个人和团体脱离了主流，寻求自己的庇护。切萨皮克湾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和合同农民希望通过新定居点的经济机会改善生活，但种植园主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导致中下层阶级的损失、怨恨和反抗，最终导致武装冲突。从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到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废黜，母国的政治动荡对殖民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光荣革命的余波还导致了马萨诸塞州、纽约和马里兰州的民众起义，这让殖民当局和伦敦政府都感到不安，也是跨大西洋背景下的一个问题。自殖民时代以来，异议、抗议和反抗一直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主要特征。随着信仰时代被理性时代所取代，宗教异议最终让位于政治异议。殖民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将被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所取代，殖民故事将被更强大的革命叙事所取代。

参考资料

1.《异议:美国思想的历史》，纽约大学出版社，2015年。

2. Jim Carnes, Harry A. Blackmun, Us and Them: A History of Intolerance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 Louise Chipley Slavicek, Anne Hutchinson, Infobase Publishing,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