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女儿 我是杜月笙女儿 做过外交官夫人 睡过地板开过餐馆

2017年我重回上海，站在新复原的杜公馆旧居西云楼前，突然惊讶发现大门上方，赫然雕刻着四个字：竹苞松茂。

“松茂”是我老公的名字，我爸爸杜盖这个杜公馆的时候，我和我老公还没出生。会不会是父亲已经为我们拉下了红线？

大家都以为，杜月笙的女儿肯定会腰缠万贯，实际上我继承的也就只是个“杜”字。我就像只小鸟，一生躲避狂风大浪，飞过千山万水，四处做窝。

但无论我在哪里，年轻时在杜府玩，总像是昨天。

杜美如讲述父亲杜月笙

一个

见到我的人，都喜欢问我怎么评价我的父亲，是天赋异禀还是时势造英雄？

不管外界怎么看他，在我心里，他对孩子都是一个严格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浦东高桥，他6岁时，我奶奶在生产时病逝了，当时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就用席子卷起来用烂泥土埋了，后来这里长出一棵树，树根把席子连人都包起来，大家都说这是风水好。

父亲杜

奶奶死后，嗷嗷待哺的姑姑只能送人。父亲14岁那年，我爷爷也病逝了。父亲彻底成了孤儿，孤儿父亲很调皮，常常惹是生非，也不好好念书，成了孩子王。后来惹事逃到浦西开始流浪，做了水果店的伙计，削得一手好梨。

上海爸爸的传说大家都知道，但对我来说，爸爸只是一个严厉的家长。我父亲有10个孩子。他对家里的仆人很好，但对孩子很严格。他想预约批准。见面后，他主要是要求读书，然后给了50个旧法国法郎作为零花钱。

6岁的我

记得有一次我的外语考不好，爸爸用鞭子打了我十下。阿姨爱我，让我穿两条裤子被打，但是我爸爸对我下手更重，所以不允许他尖叫，但是他尖叫的时候又被打了。

父亲天资聪慧，是读书的料，只因家里太穷，只读过半年私塾，后来一直听评书自学。他对文化人极其尊重，言谈举止温文儒雅，接人待物谦卑恭敬，一年四季着长衫，最上面的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他只喜欢一个称呼：杜先生。

2

抗战时期，父亲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捐建医院、学校，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带着手下的兄弟跟随国民政府一路辗转到重庆，全家老小几十口却都留在沦陷的上海。

有一次听我妈说，我爸叫她去重庆卖钻石，一共400道克郎，支持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的抗日人士。钱卖了以后，父亲让我上海的家人亲手寄给地下抗日人士。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被斩首。那段时间，一家人经常吃白菜和炖豆腐。

那时期，父亲与共产党也打过交道，他向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一千套防毒面具，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他又帮助新四军维持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线，给共产党的根据地运输药品和枪弹。

我父亲的生活方式是促成一段美好的婚姻，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得到了他的帮助。

在国民党的诸多高官中，父亲和戴笠伯伯关系更为亲密。他来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待在屋里，不能出来的。有一天他主动问父亲：“你的女儿怎么样？”

我刚刚看到了戴伯伯的真面目。我在发抖。他的眼睛好像一眼就看穿了你，让人害怕。

父亲与戴笠

如果他来了，正好赶上他父亲抽鸦片，他父亲得让仆人把他的吸烟工具藏在床底下，藏在屋里，这样大家就可以帮他闻闻袖子，看看有没有烟。如果是这样，赶紧喷香水，然后用湿毛巾擦脸，直到没有烟味。

他怕戴伯伯怪他又抽烟。这事情很奇怪，我父亲怕戴笠，戴笠也很怕我父亲，可能是他们俩的个性都太强了吧。

1946年3月17日，戴伯伯坐飞机失事，父亲听闻消息一下子就崩溃了。当时我们住7层楼，我父亲拉开窗子就要往下跳，看上去特别伤心，不断说：完了，完了……

1946年3月17日，戴伯伯坐飞机坠毁，父亲听到消息后突然崩溃。那时，我们住在7楼。我父亲正要跳下去，这时他打开了窗户。他看起来很难过，不停地说:结束了，结束了...

戴笠去世

三个月后，父亲慢慢康复了。后来国民党在内战中一败涂地，父亲越来越失望，搬离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他的父亲因为担心共产党会和他“算账”，决定离开上海。

3

1949年，风雨交加。我清楚地记得，2月6日，父亲让我带弟弟坐飞机去香港。

18岁的我

那年我19岁。我刚刚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录取。我收到通知，还没来得及登记。走的时候随便带了几件衣服，想着回来就去大学报名。

我以为，自己很快就要回来的。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我拎着衣箱，出走了大半生。

三个多月后的5月27日，父亲带着家人和一百多个人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在香港，生病的父亲和我聊起我离开时的场景，感慨万千。

轮船开近吴淞口，父亲在船上能清楚地看到大批八路军开进上海。父亲在黄浦江上远远看到了岸上的申新纱厂。他对我说：“当年你奶奶就是在申新纱厂做工，一天只挣两个铜钿，后来我苦心经营，做到了申新纱厂的董事长，但现在，都只能丢掉了，我们都逃难到香港来了。”

在香港，我父亲几乎远离家乡。他害怕自己会被暗杀，生活在恐惧之中。抗战时期哮喘越来越严重。

尽管父亲在上海跺跺脚地皮也要抖一下，其实是面上赚得多、里子花得更多，入不敷出。到了香港，境况更差，我们住的房子，也是父亲好友陆根基免费提供的。

一百多人在香港，每天的生活起居费用就要六七千港币，基本是靠故旧和朋友接济，捉襟见肘。当时我已二十岁出头，父亲让我管全家的账，我天天要精打细算，才能把一大家子的开支勉强应付过去。

我在上海时，父亲很喜欢民国总统李送的对联:春申门三千客，小都城南五尺。那个场景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天天盼着回上海。问父亲，父亲说：很快的，一年回不去，两年一定能回去的。

我们都相信它。

4

父亲从不和我谈论大事。但我猜他心里害怕共产党。他不敢像黄师傅那样留在上海，把全家人和部下的命运都押在了线上。

何况，父亲常说一句话：好马不把双鞍配、一人不把二主从。

当时大陆和台湾省都在香港争夺父亲，父亲也有自己的算计:任何一方都不能得罪。

父亲、母亲姚玉兰、父亲五夫人孟小冬和我

我父亲在上海时，与法租界打交道。他想带着家人从香港去法国。然而，我父亲非常忠诚，不愿意放弃他忠诚的员工，在抗战中死去的人也有一些幸存者。

算下来，去法国的男女老少总共有140多人。护照等各种费用要15万美元，而父亲当时所有的积蓄，只有保存在宋子良先生那里的10万美元。

钱不够，父亲放弃了移居法国的计划，说:“我们都死在香港吧。”。

有一天下午，外头来了两个人，求见父亲。父亲把他们迎进客厅，关上了门，不让我们进去。平时家里来客，都是我这“大小姐”端茶送水，这次我好奇怪，我就扒在门缝里偷看，两个人都是一身短打扮。两个人走后，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是那边来的人，邀请我们回去。”

第二天，父亲对我说:“美茹，我今天带你去浅水湾兜风，你别告诉任何人。”我父亲带我去浅水湾的一家餐馆。

在饭店里，巧遇到了电影明星胡蝶，父亲和她寒喧了几句，就让我和司机自己吃，他到外头透透气，单独找了个能看海的地方。

他独自面朝大海坐了两个多小时。司机吃得很开心。他平静地问我:“小姐，我的主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跑去问父亲：“您在想什么呢？”

父亲说:“我在看海，海的另一边是浦东的故乡。”

 5

浅水湾吃晚饭没多久就回来了，可父亲的病又加重了。因为经济原因，考虑到安全，我父亲没有雇护士，所以他依靠家人分几班照顾他。我每天晚上从6点工作到天亮。那天我在客厅照顾他，父亲的朋友杨冠北慌慌张张跑过来:“老杜杜，出事了！出事了！”

原来大陆来人求见父亲的那段时间，父亲托好友钱新之同时给周恩来和蒋介石写信，表达同一个意思：杜月笙先生愿意回你们那边。

但钱伯伯那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把信封搞错了，把大陆的信寄到台湾省，把台湾省的信寄到大陆。

一切都已注定，一直在观望局势、不想站错队的父亲竟落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一直在纠结是回大陆还是回台湾省的父亲，终于下定决心:不去任何地方，而是去香港生活。

抗战胜利后，我与父亲、母亲姚玉兰在上海

绝望又绝望父亲的哮喘越来越严重。后来，每天，我都会在床边抱着一个氧气瓶，让他呼吸氧气。

宋子良先生从报上得知父亲快不行了，主动打电话给我母亲，说父亲还有10万美元存在他那里，并且很快就把钱汇给我们。

按照“先外后内”的原则，父亲把它给了我的家人和男人。我没结婚，拿了6000块。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

父亲对我说：“美如，阿爹对不起你，没能看到你结婚，送你出嫁。”我含泪安慰父亲，随后就按他的吩咐，出门去汇丰银行，从专用保险柜里取出些“纸头”。

从银行跑回来，把纸给我父亲。父亲把生病的人拖过来，当着我们的面一个个撕碎。那些是别人写给他的借条，欠钱的不是商界精英就是政界高官。我没有时间全部看完，只瞥见借美元和金条的人，其中一个借了500条大黄鱼。

我们守在病床前，都很错愕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父亲说：“我不想你们今后一生都在讨债，不想你们在我死后费尽力气打官司。现在兵荒马乱，借钱的人，手头哪里有钱？今后他们有了钱，若是感恩，一定也会帮你们的。”

父亲说:“我不希望你一辈子讨债，也不希望我死后你大费周章上法庭。现在战火纷飞的老百姓，谁借钱，手头有钱？如果他们将来有钱，如果他们感激你，他们一定会帮助你。”

妈妈姚玉兰，孟晓冬，我和哥哥。

父亲还再三叮嘱我们，将来一定要把他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

1951年8月16日，我父亲去世了。回到光明，留下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希望，但你们都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6

我父亲去世后，我们有一个大家庭，只能靠卖珠宝在香港生活。幸运的是，我母亲是蒋介石夫人的朋友，她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邀请我们全家去台湾省。

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护送父亲灵柩，在台湾安顿下来。原以为很快就能回大陆，父亲的棺木迟迟没有下葬。后来回大陆越来越无望，1952年才把父亲葬在了台湾基隆。

安葬后几天，我们兄弟姐妹十人和母亲合影，这是杜孩子唯一的合影。

以后我们为了生活各奔东西，分居在全球各地。有嫁了阿拉伯小伙子的，有娶了白人姑娘的，如同一个小联合国。

在台湾省，江太太非常照顾我们家。母亲经常与江主席和他的妻子见面并聚在一起。但是，母亲没有固定收入，所以她必须经常卖掉父亲给她的珠宝来养家糊口。

来台湾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反而安全多了。大陆那边一时难以顾及，打不过来，我们全家难得过了几年兵不荒马不乱的太平日子。我们是原乡人，虽然台湾不是上海，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只要太平，心安处，就是家。

我25岁时，为了躲避追求者，和朋友们跑到嘉义去玩，在那里的一次露天舞会上，我认识了飞歼击机的飞行员蒯松茂，和我同岁。

25岁的时候，为了避开追求者，我去嘉义和朋友一起玩。在那里的一次露天舞会上，我遇到了和我同龄的战斗机飞行员蒯松茂。

我的先生蒯松茂

蒯松茂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店埠镇。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母亲一路逃亡到大后方四川，做国民革命军的大女婿、大女儿。

那时候，国民政府效仿苏美空军预校模式，在成都灌县开办了空军幼年学校，招收小学或上初中的孩子，培养飞行员。蒯松茂13岁时自己去报名，被学校录取，做了少年学员。

和我这个家境富裕的富家女相比，蒯松茂的年轻人苦不堪言，国家动荡不安，他们也苦不堪言。很多学生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连寒暑假都只能在校园里度过。学校经常被日本人炸，吃了不少苦头。

他永远都记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晚上。空军幼年学校放假，他回到成都北门外的家中，晚上与同学到电影院看电影，放映到一半，屏幕上突然打出一行字：日本无条件投降！

突然，电影院所有人都跑了出来，所有人都把帽子扔在了半截空上，一路跟随着人群来到了成都最繁华的街道春熙路，那里人来人往。人们笑啊笑啊，不认识的人互相拥抱。他们忍不住在街上举起几个美国士兵，把他们扔进一半空，捡起来，然后扔进一半空...

1949年，蒯松茂随军队撤到台湾，驻防在嘉义空军基地。他的母亲和兄弟都在大陆，生死不知，音讯全无，他如同孤儿般遥望着海峡对岸，就像当年我父亲，隔海遥望着海那头的故乡上海浦东。

七

我们相恋时，蒯松茂还很穷，他坦率告诉我母亲，自己所有的积蓄只有一千美元，还是被派到美国空军受训一年、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

更何况他是战斗机飞行员，大陆方面“必须解放台湾省”，台湾省方面也必须“反攻大陆”。无论是解放台湾省，还是反攻大陆，都要随时作战。战场上的枪和子弹都没有长眼睛。如果飞机坠毁，有人死亡，这并不奇怪。

母亲没有阻拦我嫁给一个随时可能会阵亡的军人。她对蒯松茂说：婚礼你别管了，不用你出钱，一切我来筹办。

1956年，我们结婚。蒋介石夫妇得知后，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还送了两床绣着龙凤图案的大红被面和一套西餐具，这套床品我一直珍藏着。

1956年，我们结婚了。蒋介石夫妇得知后，请我们吃了顿便饭，还送了两张绣有龙凤图案的红色被子和一套我一直珍藏的西式餐具。

我们的婚礼

结婚后，我搬到了丈夫的住处嘉义，住在日本人留下的一室一厅里，然后搬到了空的军人家庭村东门镇。军人宿舍很偏僻，条件很差。我放下达小姐的身影，学会了做饭和做家务。

我母亲和外婆都是京戏名角，我自己也爱唱京戏、听京戏。一个人在家时，我常常把收音机频道拨到大陆那边的电台，听各种流派的京戏。

有一天，我正在家听得入迷，跟着收音机哼唱，先生回家撞到，大惊：我在嘉义空军基地就是管收听敌台的，太太怎么还能听敌台？绝对不允许！赶快关了！再不能听了！否则第一个就要抓你！

有一天，我在家里听着，跟着收音机哼唱着，我老公回家就撞上了。他震惊了:我在嘉义空军事基地负责听敌台，我老婆怎么还听敌台？绝对不允许！快关掉！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不然第一个就会抓到你！

我和我丈夫

我吓得赶紧关掉，不想给先生带来麻烦，只好忍痛不再收听。可背地里更加思念大陆的故乡，想念远在大陆的外婆筱兰英。我小时候，慈爱的外婆总抱着我们姐弟哼京戏。

1949年，外婆没有和我们一起出逃，而是留在了大陆，住在北京草场六条的巷子里。直到她高龄去世，我家再也没有见过她老人家。

蒋介石先生也爱看京戏，可他发誓：反攻大陆不成功，不进戏院。蒋夫人为哄他开心，就想出折衷办法：请京戏演员到总统官邸来唱，这样蒋先生还是没进戏院，不算违誓。

我穿着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宫服

当时，台湾省街头到处张贴着“别忘了留在聚安”的标语，意思是不要忘记故国。据说这四个字也挂在蒋先生的办公室里。

先生这些飞行员，不止一次被告知，随时做好反攻大陆的准备。

有一次，他和其他飞行员半夜接到军令，要求他们立即登机“反攻大陆”。其他人一直在驾驶舱，美国军事顾问赶到总统府阻止，称如果台湾省坚持战斗，美国不会提供后续军事援助。美国担心台湾省的轻举妄动会引起连锁反应，苏联介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先生也明白，反攻大陆根本不现实，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后勤援助，比如加油机的配合，所有的战机都会有去无回，因为大陆太大、纵深太长了。

八

上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爆发，先生开着战斗机参加金门炮战。炮战打完后，上头有指示，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先生开飞机在沿海巡逻或者掩护补给舰时，常与大陆那边的飞行员在空中相遇，大家在空中心照不宣，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

结婚几年后，王先生从一线飞行员调到了台湾省驻约旦大使馆，成为了一名空武官。1969年，我带着孩子来到约旦，正好赶上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战争。

当时觉得好奇怪，每天一到中午11点钟，枪炮都没声音了，下午5点钟也没有。后来才知道两方面的军人都去喝咖啡去了。咖啡喝完了，砰砰砰又打起来了！

我与约旦王后

作为外交官在约旦的妻子，她与亲戚朋友有很多联系。有一次，太后的法语翻译临时有事，我就临时充当她的翻译。那些外国外交官没想到我一个中国人法语说得这么流利，问我是不是从小就住在法国。

这时我就无比思念父亲，想起小时候他打我逼我学法语、学英语，想起他的话“既要识字，也要识人”。

约旦是一个小国，大部分是沙漠。其他中东国家盛产“石油”，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上帝的弃儿”被强大的敌人包围着，它依靠侯赛因国王的长袖善舞在夹缝中生存。这样一个小国多年来在中东的混乱中找到了和平。

侯赛因国王，很像上海滩时代的父亲。

1976年，约旦与大陆建交，台湾省大使馆撤销，王先生被送回台湾省。但是我们看中了乔丹和王氏家族，不想回台湾省。王先生退休了，留在了约旦。

先生与约旦国王侯赛因

侯赛因国王的家人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有一天，在和丈夫聊天的时候，国王说世界上很多首都都有中餐馆，中国菜很好吃。国王的弟弟哈桑王储也告诉我们，世界各地都有中国餐馆，但约旦没有中国餐馆。你为什么不在约旦开一家中国餐馆？

就这样，我卸下了外交官夫人珠宝首饰，文君当垆，荆钗布裙，做起了中餐馆老板娘。为了筹足到开餐馆的本钱，我们一次性提取了台湾的全部养老金。

我和先生在亲手创办的约旦第一家中餐厅里

1979年，约旦第一家中餐厅中国饭店开业。以前，我只吃和批评食物。现在我与头皮作战。何先生既是老板又是杂工。他是一名厨师和赛跑运动员。他是一名购物者和簿记员。他睡在地板上，白手起家，努力工作，甚至教当地人先用筷子。

在约旦开了近三十年的中餐馆，皇亲国戚是常客，大陆来访的官方代表团，听说杜月笙的女儿在这里开了家餐馆，也总是很好奇，要来光顾下，还要合影。

我和这篇文章的作者，前新华社驻中东记者在中餐厅演奏了管风琴

大家的要求，我都是有求必应。看到他们，我觉得很亲切，好像大陆就不遥远，年少时在大陆的时光也不遥远。

八

忆及年少芳华时，曾是惊鸿照影来，可我们杜家人怎么敢回去？

两岸解禁后，两边的交流越来越多，但我们却一直忙于餐馆营生，迟迟未能回家。直到2001年，我才首次回到上海，这次我还办了台胞证。

两岸解禁后，两岸交流越来越多，但我们一直忙于餐厅生意，一直无法回家。直到2001年，我才第一次回到上海，这次我也申请了台湾同胞证。

时隔52年后，我再回上海，我们与女儿一家

2005年，老公带我回老家安徽给亲戚扫墓。王先生去台湾省的时候，婆婆跟着王先生的四哥去了长江北岸的小镇枞阳。直到1973年去世，老人深受思念和惊吓，一直到去世都没在海峡对岸见过儿子，更别说我媳妇了。

先生离家时，还是英俊少年，回乡时，已是古稀之年，慈母已成一坯黄土！母子已天人永隔。在枞阳城郊的荒山上，他跪在母亲草萋萋的坟头，烧纸，痛哭，我也在这从未谋面的婆婆的坟前下跪，磕头。

2017年我先生和侄女蒯文琳在苏州

经历风暴，笑着死去。所有的颠沛流离，从大海到河流，所有的离合，从颠簸到平静。

杜家的后代散枝落叶在全球，我和先生已四世同堂，三个孩子文鹏、文琦和文瑞，无论在世界上走得有多远，但每年过年，他们依然回来，按中国的老礼，向我们磕头。

九十年代末，我们回到台湾省定居，但经常回到大陆。我们去浦东看杜家祠堂，去北京琉璃厂，去前门老舍茶馆听京剧，70多年后去成都看空军事青年学校...

而2017年年底那一次我们去上海，在复原到嘉定的杜公馆旧居西云楼前，我和先生惊讶地发现，杜公馆大门上方，赫然雕刻着四个字：竹苞松茂。

我和先生在复原的杜公馆旧居，门头上方四个字：竹苞松茂

这所房子是我父亲在上海新建的。那时，我和丈夫还没有出生。我记得父亲去世前，我很难过看不到我的婚姻。原来他已经为我们牵红线了。

走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江又一江，四海漂流，我们终于可以在夕阳下享受故园的祥和静美。只是父亲要葬在故乡上海浦东高桥的遗愿，至今没有实现。

除了数据图，本文的照片数据也是为器官手术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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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杜美如

采写：操风琴

编辑:刘霞

史实审查：裴源

排版:尹光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