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森林 何以“温”饱 雾都伦敦的燃料经济与政治

本文选摘自《雾都伦敦：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威廉·卡弗特 着，王庆奖、苏前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经授权，本站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煤炭需求”:伦敦燃料市场与稀缺政治

伦敦人并不是像大多数英国人那样获得燃料。森林、林地、沼泽地和其他公共用地的习惯性使用权及用灌木篱笆圈地的木柴燃料在英格兰很重要，这些与都市里成千上万的人毫无关系。只有市场能够向伦敦这种规模的城市供应足够的燃料。长期以来，这座中世纪的城市从泰晤士河谷上下流域、其支流与河口获取燃料。但是1600年前后转向使用煤炭后，伦敦就依赖于由生产者、运输者、批发商、中间商组成的一条长且复杂的商业链条。因此，伦敦燃料市场的商业化已非新生事物，但其复杂性和规模程度倒是鲜为人知。虽然类似利奇菲尔德和莱斯特这样的小城镇居民尚能从自己的城市土地获取燃料，但伦敦人却只能购买经过了许多劳动者手的燃料，他们一点也不了解这些劳动者。因此，其结构之复杂可谓独一无二，不过讨论伦敦人燃料的话语并不复杂。与英国其他地方一样，伦敦人及其管理者声称人人需要燃料，但穷人最需要。伦敦和其他地方一样，111燃料的供给充满着道德和政治含义。因此燃料的道德经济并非伦敦独有，但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独特的市场和独特的重要性意味着市场道德话语在这个大都市里得到了不同的应用。

这种修辞与农村话语和关于燃料的假设有很多共同之处。像英格兰农村一样，首都的人们经常把燃料和食物联系在一起。例如，1579年，女王的大臣们下令管理伦敦“食物、燃料和其他必需品”的运输和销售。1630年，枢密院召见肉商和木材商，解释肉和煤的高价格。有人认为，1700年前后，扶贫官员应该根据法律规定提供三种必需品:“肉、衣服和燃料”。当然，食物和燃料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早期的伦敦人无法区分面包和煤炭，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必需品的概念有实质性的重叠。

“匮乏”是时人讨论燃料短缺的一个术语，历史学家通常用这个词来描述缺少食物而不是其他商品。然而，食物和燃料在现代早期是紧密相关的必需品，缺乏任何一类都可称为匮乏。一段写于1643~1644年那个冬季的讽刺性对话说到，海煤的“匮乏”比现实更为真实，因为批发商大量囤积导致海煤价格飞涨。1653年，爱德华·海德的一位情报员说：“煤炭之‘匮乏’令伦敦人发怒，而接下来与荷兰战争期间，伦敦市议会限定了谁有权在伦敦附近运输煤炭，‘为了在匮乏与稀缺时期维护穷人的利益’。”休·普拉特在描述煤块的新配方时，一再把“饮食匮乏”与燃料的“匮乏和稀缺”联系在一起。在解释为什么政府应该要求消费者112购买其燃料时，普拉特提到了目前的收成危机，认为政府的强制措施是合理的，因为“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当休·普拉特为国家政权服务时，他把燃料和食物短缺混为一谈，但他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倡导议会自由的伟人爱德华·柯克的支持。在1628年的一次议会会议上，查理一世简短地向下议院表达了他的良好意愿，柯克借此机会发表了和解演说。在这次演讲中，他试图掩盖宪法中的分裂，这将很快导致议会向国王提交权利请愿书。短暂的和谐之后，柯克说，普通法和王室特权根本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说，当时煤炭贸易历史上的法治和随之而来的财产权完全符合皇家特权规定的紧急措施。柯克解释说，“在稀缺时期，每个人都有一套为自己谋利的行为准则，个人为出售自己的玉米设定价格，就像最近伦敦煤炭的情况一样”。对柯克和普拉特来说，这里的要点是，缺少燃料和缺少食物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上有必要授权采取紧急措施来取代通常的财产权。

如果燃料和食物的普遍缺乏在概念上被认为相似，那么穷人在这种时候所感受到的也是如此，特别是对穷人在燃料匮乏时如何受罪的描述和表述往往更多地聚焦于饥饿而不是寒冷。1665年，下院的发言人表达了“值此严寒季节”的困境，“本城人民尤为如是，他们因燃料缺乏而坐以待毙，煤价竟然不合理地上涨了”。两年后，人们据说再次陷入绝望。1667年3月，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煤炭价格为平时的四倍，而天气“非常寒冷”。几天后，伦敦居民向枢密院请愿，抗议煤价过高，“如若不迅速采取措施，将导致数百陛下之贫民饥寒”。显然这种要求辞藻很华丽，而在某些情况下则以荒谬的113词语来掩盖显而易见的谋利动机。在1628年的请愿书中，谋划者主张王室拥有北方几座煤矿的所有权，通过重复表达“老人、穷人、残疾人”缺乏煤炭来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正当的。他们宣称，对这些人和其他臣民“有必要加以限制，其使用海煤之频度应与呼吸空气之频度相等。若无空气，他们无法呼吸；若两者皆无，他们无法生存”。到了17世纪末，有人以类似的理由对税收提出强烈抗议，认为“煤绝对是生活必需品，除非价格适中，否则穷人将会冻死”。类似陈述说明，煤炭为穷人生活必需品的说法可以被不同利益集团利用。但这并没有削弱煤炭的威力，伦敦穷人确实因燃料匮乏而受苦。煤炭价格上涨时，许多家庭的确在食物与燃料之间面临两难选择，他们最强烈的感受很可能是两者都缺。

所以，便宜的燃料对穷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大多数用来讨论燃料政策或燃料治理的词汇都强化了煤炭，尤其是穷人的必需品。在1628年的案例中，计划者表明这种话语可以完全利己，但官员们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尽管他们没有直接的个人或经济利益。相反，煤炭是穷人的燃料的说法给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合法性，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利用这种合法性来监管快速增长的贸易。1595年10月，伦敦市民代表向波格利勋爵抱怨，纽卡斯尔霍斯曼煤炭公司限制煤炭贸易，降低煤炭质量，提高煤炭价格，这些都“不利于穷人的燃料使用”。几周后，枢密院再次谴责这种“对穷人的巨大压迫”，并指示北部枢密院院长对此进行调查。此外，这种“压迫”显然与15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危机期间盛行的高粮价有关。当伦敦官员特别意识到社会阶层和政治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时，伊恩·阿彻关于“追求稳定”的观点非常重要。

伊丽莎白一世后期出现的社会不稳定现象已经过去，但煤炭作为穷人的燃料而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语仍在持续。不过这并非考虑或支114持某项具体政策的人讨论煤炭的唯一方式。另一种方式与煤炭是所有人常用燃料的观点有着紧密关系。对于那些以共同利益为名来对抗私人和特殊利益的人来说，这种方法特别有用。当几个案件的调查结论认为伦敦的木柴商人追逐“私人钱财”是导致煤炭价格高涨的主要原因时，这些牟取暴利的商人被斥责为民众的敌人。

在16世纪和17世纪，大都市穷人的利益似乎大多体现在抱怨煤炭供应和价格上。这些投诉是针对纽卡斯尔霍斯曼煤炭公司和伦敦批发商的。因此，一个叫威廉·尼科尔斯的人在1623年向财政大臣请愿，声称富有的燃料批发商在欺骗和吞噬穷人的利益。尼科尔斯随口引用了《圣经》来说明，那些无视穷人利益的官员将他们的灵魂置于危险之中。“我恳求你倾听穷人的呼声。不想听穷人哭声的人会哭，但他们的哭声最终会被人闻所未闻。”几乎没有人会威胁诅咒一个潜在的保护者，但尼科尔斯将穷人的绝望与燃料批发商的贪婪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很常见，甚至在上下两院和枢密院也是如此。即使贪婪没有被诋毁，穷人的苦难在言语上仍然有用。1610年，下议院向国王请愿，称对沿海煤炭贸易征税让穷人感到“极度悲伤”。这种抱怨的声音在战时是最大的，也是最可预测的，因为频繁的海战和对纽卡斯尔的入侵和恐吓，这些与真实情况难以区分，使得伦敦的煤炭价格上涨。特别是1643~1644年冬天，伦敦议会对纽卡斯尔的保皇派实行贸易禁令，主要受害者是穷人。在整个近代早期，伦敦的燃料供应问题尤其与无法满足穷人的需求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稳定的关注。

“骚乱之源”：燃料供应与追求稳定

塞缪尔·佩皮斯担心高煤价会引发骚乱的时刻，对许多伦敦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寻常且熟悉的时刻。1667年6月，伦敦的煤价极高，从现实角度来看可能是最高的，从绝对角度来看几乎是最高的。因为梅德维战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人们担心整个煤炭船队可能会被摧毁或滞留在港口。然而，这种独特的体验与20世纪60年代的既定模式是一致的，并将贯穿整个早期现代时期。战争通常会使伦敦的煤炭价格上涨。每个人都普遍正确地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穷人在战时特别不安全。人们认为穷途末路的穷人往往是危险的，所以不稳定的贸易渠道会直接导致执政危机，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厄尔·安格尔西认为“对煤炭的需求”是1667年战争结束的主要原因。他将煤炭供应与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这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查理一世统治的头几年，伦敦首次面对由海战导致煤炭供应减少并威胁社会秩序的情况。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使英国沿海航运面临攻击，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敦刻尔克武装民船的袭击。这造成了严重损失，使纽卡斯尔煤炭运输总量减少了1/3，导致煤价上涨。约翰·艾略特爵士对下院说，这种掠夺使得“伦敦穷人失声痛哭”。他的目标是攻击海军大臣白金汉公爵未能充分履行保护海岸的责任，而为白金汉公爵辩护的人则回应称，导致“对穷人尤甚”的价格上涨，主要责任在批发商的囤积行为，而不是海岸线的不安全。但无论责任在谁，穷人的痛哭都显得很危险。

为了应对这一危险，当局采取行动保护了116名最需要帮助的人。1627年10月，政府调查了燃料库存，发现库存几乎耗尽。接下来的一个月，伦敦市长下令将Charterone的100块煤分成小份，提供给持有教会委员会门票的真正穷人。如果目的是向最脆弱和最贫困的人分发燃料，实际效果反映了城市穷人普遍的绝望。已经发现，很难将领取救济的人集中到两个中央分配站，因为“煤炭官员无法执行这项任务，也无法抵抗穷人的暴力”。为了驱散暴民，制止“暴力”，相关市委在26个区设立了救助点，并实施了更多的就地分配。然而，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直到战争结束，穷人仍然处于危险之中。1630年3月，负责保护沿海贸易的海军奉命护送纽卡斯尔的煤炭船队。为了强调命令的紧迫性，它提到“伦敦人非常缺煤，他们对部长们进行了极大的骚扰”。最后，16世纪20年代的海战导致外敌首次将煤炭贸易纳入战略考虑。1628年，白金汉公爵的代表散发了一份由外国耶稣会士伪造的关于如何削弱英国的讨论文件。根据他们的观察:“伦敦遭遇了燃料短缺。”虽然这篇讨论论文是伪造的，但它仍然表明，在16世纪20年代末，煤炭的缺乏造成了真正的破坏。穷人为廉价供应而战，愤怒地向政府官员表达要求，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敌人，就像马基雅维利的计划一样:在国家中播下不和谐的种子，以利于最终的征服。

1620年代英格兰的内部矛盾空前尖锐，尽管这位外国耶稣会士并不存在，但其伪造的议题实际上成为英国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英国的沿海贸易受到了损害，而在1643~1644年几乎完全停滞。1643年1月，议会下令停止与纽卡斯尔保皇派进行贸易，引证说此举对王室金库有好处。尽管该条例117声称各地“煤炭充足”，但还是立即着手采取措施监督、管理和扩大伦敦的煤炭供应。到了5月，相关委员会得出正式结论：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煤炭不足以供给，“只有纽卡斯尔的煤方能满足伦敦城的需要”。该结论还说到，获取煤炭供给“最可能”的方式是“武力踏平纽卡斯尔，无论从海上或是陆地，或两者兼用”。因此，该结论还建议准备一笔5万英镑、8％利息的贷款，征服纽卡斯尔的计划需要这笔钱。几天后，议会接纳了这些建议，其正当理由依然是满足城市贫民不可抗拒而又危险的需求：“伦敦城及整个王国为该商品的匮乏而深受其苦，皆因此物为维持生存之绝对必需，可能对底层贫困人的生活必需品产生影响，后果非常危险。”

到了10月，纽卡斯尔还没有被征服，冬天就要到了。议会再次援引穷人的迫切需求及其潜在的暴力，通过采取新的手段获取燃料来自卫。这项法律再次证明了其行为的合法性，称其缺乏“海煤，没有海煤，几乎不可能承受冬天的痛苦，尤其是对底层的穷人和弱者而言”。事实上，他们所谓的“冬天难以忍受的疼痛”已经变成了危险。“老百姓最近为了获得生活必需的燃料，砸木材店，这件事还在继续。”因此，法律还批准了对伦敦60英里范围内非法获得的木材进行有组织的掠夺，这样“每个教区底层的穷人就可以先在伦敦得到燃料”。

因此，伦敦市政和议会领导层明确表示，燃料匮乏会导致社会混乱，应优先考虑防止社会失序的办法。这些声明也是为了应付保皇党人。1643年5月，保皇党报纸突然刊发伦敦燃料可能即将短缺的报道，声称煤价高居不下，每天都在上涨，“迫使民众起来造反，议院领袖忧虑其后果”。1643年，一位苏格兰游客注意到，尽管伦敦人“每天获得苏格兰的救济”，但仍然不断抱怨煤价昂贵，并为“失去泰恩河之便利而哀叹”。1644年，议会派报纸强调最终征服纽卡斯尔后所能提供的救济，并预测“本城将立即获得便宜的煤炭”。1644年的苏格兰军队与1640年一样用赞赏的口吻说，抵达伦敦民众心坎的方式是穿过他们的壁炉，以此宣传他们在征服泰恩河后立即向城市贫民供煤的努力。最后，威尼斯大使重复了与煤炭政治含义相关的传统观点。1643年10月，煤炭“开始缺乏”，引发“极大骚动”。第二年夏天，威尼斯大使预测如果苏格兰人不放松煤炭供应，伦敦将会发生骚乱。1644年10月，他开始使用密码发送信件，预测苏格兰人控制泰恩赛德煤矿会让他们获得“对伦敦的优势”，未来很可能会与英格兰盟友分道扬镳。

到1644年底，保皇派、国会议员、中间派、英国人、苏格兰人和外国人都知道伦敦的煤炭供应依赖并影响着政治稳定。稀缺而昂贵的煤炭引起了不满和抱怨，似乎很可能造成频繁、轻微和可控的混乱。无论是1628年记载的穷人暴力事件，还是1643~1644年记载的抢劫柴火和燃料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伦敦发生了燃油骚乱。然而，从内战中吸取的教训不是城市社会在稀缺和威胁面前的稳定性，而是大都市秩序的脆弱性。

从1640年代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煤炭匮乏让穷人受苦，其结果是穷人会弃守文明和服从的基本规则。于是，伦敦的市议员在1650年代担心，春季煤运姗姗来迟将引起“城市贫民的巨大骚乱，他们需要必要之燃料”。爱德华·海德警告说：“煤炭匮乏令民众愤怒，如若荷兰人让我们无法获得煤炭，我们很快就将互相残杀。”1653年春季，威尼119斯大使得出结论：最近抵达的运煤船队防止了首都“普遍之恐慌”和“暴乱”。以上三类观察者的议题虽然完全不同，市议员希望避免失序；被流放国外的保皇派海德则相反；威尼斯人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不过他们都分析了煤炭与贫民管理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塞缪尔·佩皮斯1667年担心发生叛乱，而几年后一位谋划请愿的人援引新近的经历，说道：“本城煤炭之匮乏令人难以置信，已近乎起义之虐。”安格尔西伯爵认为“煤炭匮乏”极大地“加速了和平条约的签订”。希望局面不稳的人也认识到了其中的关系。1708年、1715年，詹姆士派的阴谋家及其盟友都非常乐观地认为让伦敦无法获得纽卡斯尔煤即可加速政权的崩溃。有人在1708年断言，如果没有煤炭，伦敦在六周内就会受苦。而在1715年，玛尔勋爵提出，从东北部进攻的成功概率很大，因为煤炭贸易将由此受阻，从而“迫使伦敦宣布投降，至少也可扰乱政局”。整个18世纪，虽然内战已经过去很长时间，甚至与荷兰的战争也过去很久了，伦敦的稳定似乎依然取决于煤炭的供应情况。一位历史学家在1730年代写道：一旦寒冬来临、海战出现，“不仅伦敦贫民面临灭顶之灾，政府也将因暴乱而陷入困境”。即使晚至美国独立战争，约翰·琼斯还认为只需几艘护卫舰就可以摧毁“纽卡斯尔之煤运，将最大限度造成伦敦燃料之困”。这些说法都取决于有关伦敦贫民可疑的假设，但首都的燃料暴乱似乎根本没有发生过，即使曾经发生过，城市贫民并非一群想推翻政权的暴民。尽管如此，燃料匮乏引发社会失序的说法持续了很久、很普遍，并非空穴来风。

短缺的危害

燃料为必需品，匮乏为危险品，政府则是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燃料的威力部分来自英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包括贫民在基督教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仁政可以带来繁荣的理念。但把穷人与城市燃料供应关联起来，并通过政界和商界的利益分配来实现这种关联，其中所蕴含的特殊力量则必须通过现代早期伦敦人的亲身经历才能得到解释。正是因为伦敦贫民对商业燃料市场的完全依赖，才使他们在复杂的供应网络中断时度过真正的苦难。历史学者普遍低估了燃料在贫民预算中的重要性。在典型的冬季，贫困家庭可能用总收入的10%以上购买燃料。当燃料价格急剧上涨时，预算会深受影响。如果价格上涨三倍，依赖固定收入的中等家庭将不得不减少35％的食物开支以购买相同数量的燃煤；非常贫困家庭的食物开支将会减少更多。因此，穷人将会因煤炭匮乏而“饿死”，这不仅仅是夸大其词。虽然涨价不常有，却也周期性发生，伦敦贫民真要面对是购买食物还是购买燃料的两难选择。

燃料极端匮乏虽不多见，但伦敦贫民更能感同身受。按照当代标准，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缺乏燃料和能源，但重要的是其相对匮乏的生活经验也是主观的。毫无疑问，寒冷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生理感受，但近期的研究也表明，对燃料匮乏的认知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进而也许还产生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社会科学家森德希尔·穆莱纳桑和埃尔德·沙菲尔认为，对任何物品匮乏的认知，无论是食物、伙伴还是时间，都会引导人们以相似的方式集中精力。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欲求对象占据着人们越来越多的心理能力，因为对匮乏物品的单一追求必然需要牺牲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甚至还要牺牲基本的认知能力。他们认为，贫困潦倒的人会在短期内专注、担心和困扰于生存问题，直到薪水发放或下一顿饭。虽然他们研究的是21世纪社会，但想象一下燃料匮乏或价格高昂的时代，伦敦的穷人不仅121感到非常寒冷，而且还要对眼下如何取暖保暖等问题感到忧心忡忡，其中的道理则是人同此心。因此，对穷人困扰于寒冷和燃料的描述，可能不仅仅是夸大其词或文学表现。如内德·沃德所言，城市贫民可能花费了大量时间“诅咒面包和煤炭昂贵”。精英和官员都对此心知肚明，害怕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