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莲 逝者 彭小莲：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编者按：6月19日上午10时许，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彭小莲，1953年出生于湖南，成长于上海。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其主要作品包括《上海纪事》《美丽上海》《上海伦巴》《假装没感觉》《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她凭借电影《美丽上海》获得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她用影像与文字，以客观、坦诚的态度，回望过去的历史，记录下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沧桑岁月。

“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便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生长，没有什么东西不朽，也没有什么永恒。她经常在人群中感到迷失，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退缩吗？所以他坐立不安，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那些说不出的恐慌

文 | 李宗陶

春天，懒惰来了。

一个女人，穿件翠绿翠绿的毛衣，露一截黄贡锻小碎花的衬衣领子，踩双大头水兵皮鞋，大摇大摆笃笃定定向这边走来。她用一笑自我介绍，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堆起，因为皮肤底子好，又有份自信在，终归是好看的。

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用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话说，“袁媛有一双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皮肤像剥了壳的煮鸡蛋，光滑透明。走在淮海路上总是让人回头。几十年后的一天，她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身材笔直，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但她是那么的引人注目。“我已经走过去了，回头看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会儿，舍不得看。”

大大方方老去，女人依然可以动人，若随随便便放弃对自己的要求，那是罪过。自由人彭小莲过着一种相当自律、勤奋的生活，每天铁板钉钉有阅读、写作或者看片、剪片的时间，每周去游泳馆4次，一旦饮食过量，会深深自责并加以改正。她在为下一部电影积聚能量，也是为自己能够依旧挺拔地走在马路上。

好多年没有正经拍照片了。她细心选定了市中心难得的一块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出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城中哪只角还有些韵致，她心里有数。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拍严肃的照片了。她在市中心精心挑选了一块难得的绿地。作为一个上海人，一个拍过上海三部曲的导演，她知道城市的哪个角落还有些魅力。

拍照那天，平时随意的彭小莲居然请经常搭档的剧组化妆师打理了面孔，额头上还生出几缕可疑的刘海，像是从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钳烫卷的。然后，一抹羊绒衫的水红，从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来。

一个地道的上海女人。听她谈羊绒衫:“原价120多，打折，24元9毛钱，想想就便宜，一口气买6件，送人！”

穷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

一位描述工作室工作状态的老人彭小莲说:“她的声音简直就是在咆哮。”不仅咆哮，还全民责骂。一个导演可能有一百种方法去压制一个大场面，这是最直接的一种。

“我喜欢聪明人。最怕剧组里有笨笨的老实人，你向他发火都觉得没底气。”

我曾经给大学生做过一次讲座。她一手拿着一瓶矿泉水，一手拿着一罐薯片。她大谈现在的大学有多差，扩招收了多少钱，对学生不负责任，导致了今天的孩子素质差——这些“孩子”听着听着使劲鼓掌。

彭小莲“吃相难看”，莫非是被流浪艺术家云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带坏”的？不不，她说，3岁看到老，她从小就那样——当父亲绘声绘色讲完童话故事、小姑娘本该天真一下的时候，她指着书上的插图说：“这个公主一点也不美丽！”她还会跟男孩子打架。

她说自己散漫、没教养、烦躁不安、肆无忌惮，骨子里有种不安的东西。

与“文革”相伴的青春期给她的另一份礼物是：不肯按规范生活，又没有足够勇气承担后果，结果就是那样一副一脸“夹生”的样子。

流浪贫困的艺术家形象充斥了她的整个青春，让她受够了苦。她最好的女朋友终于结婚了，仍然穿着麻袋和布条，剪着朋克短发。每次，彭小莲看着她，看着一个还敢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活生生的穷人，心里踏实多了。

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绅介。因为深深懂得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这个农民一样壮实的导演，从1968年起开始拍摄成田机场建设强征土地而农民自发对抗的系列纪录片，同时纪录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渐渐消失的传统。6年后，纪录片一问世，震惊了电影界。

图为小川绅介

1988年与小川奈那见面后，彭小莲接触到了他那支濒临解散的队伍。它是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有制小集体，但面对现实却有很多矛盾。在小川奈那工作室，彭小莲吃了一顿盖着薄鳝的工作餐，没有其他任何菜，再次意识到有些人会为了自己的理想选择极端贫困。

回到中国，她成了“签约导演”。意思是没有单位，接一单活，拿一份钱。她从不羡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她没什么计划，也不想挣钱的事，宁愿手头紧一点。

“一集5万，30集有100多万。有时候想想去要钱...那我至少要看两套同类型的电视剧，但是我家里没有电视机。当你想到那种痛苦时，忘掉它吧！”如果有人试图说服她，她会跳起来说:“是的！不拍就不拍！”

“我想过的，放弃比坚持还要痛苦。也就是说，如果我撅着屁股去拍那些没意思的电视剧，去做所有不快乐但可以很快来钱的事情，我会比没钱更难过！有时候也给朋友帮帮忙，不拿钱，但是我跟他们讲清楚的，那是因为我想干，我有乐趣。”

这个世界已经让你很难拥有真正的幸福，所以试着给自己找点乐子——这就是彭小莲的逻辑。总结这个世界，她果断简洁:“像个泡沫！”

写不出来和不记得了

彭小莲的父亲彭白山早年写诗写小说，经胡风介绍后与鲁迅交往。1934年“左联盟”入党，1938年参军，成为新四军第二十四军副政委、司令员皮定均的亲密战友。1953年，他接替夏衍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作为1955年钦点的“胡风分子”，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审查、监禁、批斗中度过。1968年4月，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3个月后，接到通知去收尸的女儿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看到彻底变形的父亲。

30年后，彭小莲为了给父母写《他们的故事》不得不复述这一幕时，她不停地写，不断地修改，最后拿着一张纸，不到200个字递给出版社:“我从来没有在一篇文章里，也没有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一幕。现在，我还是不会写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等我强大了，再努力，写出来。”

彭小莲与母亲

彭小莲的母亲朱伟明是新四军《前进报》的总编辑，也是王芸生为《大公报》招聘的记者。解放后，她在上海翻译厂参与翻译了70多部苏联电影。她在1955年是“反革命家庭成员”，在1966年是“大叛徒”。她一个人带大了五个孩子，彭小莲是最小的女儿。

1969年，朱微明还关在隔离室，孩子们陆续被发往江苏南京、甘肃天水、上海奉贤、云南和江西。一家人，就这样散了。

在江西插队9年后，彭小莲似乎既无恩怨可诉，也无伤疤可舔。除了几张泛黄的照片，她“什么都不记得了”。没有忘记一起下乡的女伴。一群人晚上偷南瓜，掉进粪池的“失败者”就是她。

其实，她早把那些细碎的、荒诞的，或刺激、或悲恸的人和事，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说或电影里了。譬如，夜里在小队仓库值班，老鼠从肩头爬过，她动都不动，因为白天干活太累。譬如，在逃票的旅途上，遭遇女警搜身，连人带包被甩出火车车厢。放声大哭吗？不，设法蹭上下一趟。

彭小莲并不属于受“去广大农村”启发的群体，而是被一刀切的政策赶出了上海。那个小村庄让上海知青大开眼界:“我知道国家穷，但没想到法律这么穷！”由于潮湿，小蘑菇经常生长在睡觉的木床脚下。她有关节炎。

母亲在她的毛衣袖口装了一圈松紧带，下田劳动时好箍紧一点、暖和一点。而她那时，成天只想着怎样偷懒、少干活，常常瘸着腿走路。

插队的最后两年，她被公社队留了下来，不用下地干活了。“林袁”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表演。我不知道哪个智者想出了一个主意，用一个装满尿素的肥料袋为杨子荣做了一件白色斗篷。因此，这部剧真的很美-

锣鼓敲得人头昏脑胀，杨子荣披着尿素袋子在农家饭桌搭成的舞台中央挥着手臂，一群裹着尿素袋子的人冲上台去，有的转圈，有的翻筋斗，彭小莲只须混在人群中，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再原路折回，同时将那些饭桌跺得咚咚响。这时候，她腿不瘸了，关节炎也好了一大半。

后来，她得到了申请大学的机会。出版人肖冠宏说，插队时，彭小莲差点被选中演样板戏，因为出身原因被淘汰。1978年，她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萧冠宏说这样的剧情符合她的性格。

回沪前，彭小莲望着湛蓝的天空、秃山上的两株老樟树、河边用棒槌敲打着衣服的农妇，忽然泪流满面：9年，就这么过去了？在这里瞎混了些什么？

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想法

淮海路还是那条淮海路，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幻内容。

她小时候，那是一条优雅宽阔的路，穿过一棵法国梧桐，是她母亲所在的上海电影局和上海电影翻译厂的主管单位。

12岁，这条马路突然变得像舞台一样，随便哪个角落都有小分队演出，有人在糊标语，有高音喇叭和苍蝇一样四处乱窜的少年。布店不卖布了，食品店也不卖吃的了，橱窗里全是领袖巨幅肖像，柜台里摆满领袖着作和印有他头像的徽章。

后来，就错了。彭小莲经常看到污泥和小石头在空里“嗖嗖”作响。一天，他们准确地击中了母亲的太阳穴。

15岁，母亲被关起来了，哥哥姐姐要么被抓，要么发配外地，彭小莲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马路上，昂首挺胸，说说笑笑。在有些人眼里，那就是女流氓了。25岁，当返城知青彭小莲重新走在淮海路上，看见树干或电线杆上贴着许多小条子：对调——某地调上海，或者调换房子。母亲执意要她扶着，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散步。之前，退休的母亲已经到原单位去过了，逢人便讲：“你知道吗？我女儿考上大学了！”

现在前电影局有两家国际品牌旗舰店，经常卖限量版商品。三楼是一个俱乐部。《北京》的出版人张立宪在这里遇见了朋友。他看着价格表说:“我们来几盎司啤酒吧。”

“就昨天，跟女朋友逛街，橱窗里甩到一眼，一根围巾颜色真舒服。进去一看4000多，还有一只包么3万2。我朋友就讲，人，不要有那么多欲望，回家吧，一张碟一本书，日子也能过充实的。”彭小莲说。

今天淮海路是谁的？她懒得去想这个问题。

不要说淮海路，就是家门前这条小马路，几十年里好像也没有停歇过。早些年红卫兵在这里冲进杀出、烧线装书、打老年人，火光映红了每家的窗帘。

图片来源网络

后来，一些门面房子被悄悄地改成了店面。后来，霓虹灯挂了起来，也是红色的。

1990年代初，彭小莲刚从美国回来，她的英文在家门口新开的酒吧前派了用场。有个外国胖子搂着中国女孩占了整个人行道，彭小莲推着自行车过不去，用英语说“你让开”。正因语言不通谈不拢价钱的外国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请求中介，彭小莲要求支付翻译费，胖子说“No”。

“没有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去你妈的！”彭小莲推开胖子，走过“中外交流”中间。

除了震耳欲聋的音乐，另一桩烦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司机神出鬼没的方便。假如院门没有关紧，彭小莲很有可能踩着一坨大便，一脚高一脚低地爬楼梯。

“嘿，踩金子，恭喜发财。”邻居，那是他们用的。

这些马路跟人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换一副样貌，但好像都长不了。凝聚很难，离散，倒像是一夜间就能完成。彭小莲呷一口咖啡：“与时俱进是个好东西吗？切！”

1991年，彭小莲去东京为她的论文和纪录片《我的日本梦》收集资料。她想解决的问题也传到了小川绅介:在她父母的年代，日本人没有用枪占领中国的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为什么他们现在都拿到了？

她第一个访问的，是从少女时代一起走过来的闺中密友阿橘，当时正跟丈夫住在东京6平米的出租房里，靠打3份工维持上学，功课是半夜里一边打瞌睡一边做的。阿橘后来考取东京大学研究院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她鞠了一躬。

阿菊听了她的爱国主题后怒不可遏:“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给日本学生下结论？”你在美国有奖学金。你工作过吗？你知道什么是现实生活吗？你凭什么讽刺我？我要写一篇深刻的论文，你可以留给我们省！"

双方嗓门越来越大，最后都变成咆哮：“我操你妈！”

他们的友谊，就像潮水和沙滩一样，被不断的冲击和拍打加深，但仍有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时刻。

她又访问了一个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他是“文革”时出生的，但不知刘少奇是谁。19岁到了日本，发现这一行钱来得快，又“不吃亏”，所以停不下来。不过5年光景，一个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轻人，聊到最后只是反复说着：“没意思，一点意思没有。”

骑着自行车在东京的大太阳下采访，彭小莲似乎走过了沙漠。她经常在采访中失去主题，尴尬地闯入陌生人的命运，或者愚蠢地和受访者一起哭泣。她常常觉得时代如此慌乱，整个胸腔都会失去那颗心。

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小川。小川说：“孩子给社会毁了。”

沉默了很久的小川奈那问她:“毛泽东还是给了年轻人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对吧？为什么要彻底否定呢？为什么不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什么都没有，连自己的思想都没有。我们用什么来判断哪些是有价值的？”她说。

带着空的气息看电影。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一个陌生人在她面前说老同学的闲话，她很可能会替他们说话:“无极不好吗？”但是你要相信，当陈凯歌开始拍摄的时候，他一定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电影！"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电视，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一个熟悉的朋友把“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这个属性放在她面前，她肯定会说:“苦与苦，靠别人过日子。当了这么多年导演，不得不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在上海，中国电影的重镇已经北移。“我这个年纪不能随波逐流，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真的很难，好的剧本很难找到，投资很难拉动，信守承诺的制作人很难满足。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前后耗时两年，最后黄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很浓的故事片，不同于王家卫对上海滞留香港的记忆。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有调地念出来的，而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在她的两部电影中扮演母亲。她抽烟，懂外语，又聪明又坚强。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和台湾女演员王灏儿在《上海故事》中扮演了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到上海，悄无声息，像一株柔软的水草，被命运拨弄；当一个学生从国外学习回来时，他将被称为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的观众可以理解这些从她的电影中走出来的角色被赋予了怎样的生活。

她的摄影搭档，就是在美国时的同学、台湾人林良忠，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掺杂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的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

她在电影中的心思不是技术或者剪辑手法，而是直奔内心和情感。因此，一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述弄哭。她的电影，就像沙滩上的好女人，很吸引人。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了一个电影制作人的真诚。那种随人群搜索的镜头语言，只有和农民泡了六年才有可能；用了很长时间才在显微镜下捕捉到水稻夜间受精的画面。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奈那还告诉了她一些其他的事情:有一次她去柏林电影节领奖，被安排在一家豪华酒店，看电视上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付费电视埋单了。国际导演小川奈那真的很尴尬。

采访26个在世“胡风分子”

小川绅介留下的话不多了。他写过两个中国导演，一个是侯孝贤，另一个是彭小莲。小川奈那认为彭小莲是一个好导演，并指出她有潜力拍出优秀的纪录片。当时，彭小莲正在准备拍摄巴金的后半部。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的未竞作《满山红杮》。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

《满山红草堂》2001年获日本十大纪录片奖，次年柏林电影节特别放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8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带着这份能力和内心深处的痛苦，她终于开始拍摄纪录片《红日风暴》，记录了“胡风元素”像父亲一样的命运。

1986年，已经当上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火速赶回上海。病床前，她第一次听母亲讲述自己记忆中的全部历史。她联系了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搜寻当时活着的所有“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6年。”资金有限，她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现场有26位在世的“胡风分子”，10多位已故“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个小时的拍摄素材，以及100多万字的采访记录。他们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收集了400多篇与批判胡风有关的文章和漫画。

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

拍摄过程中，王戎、梅枝、白莎、姬八夫人尹荣贤、胡铮、耿勇、彭燕娇、王元化、贾植芳、何曼子、鲁源等相继离世。

纪录片《红日风暴》截图

这个沉重的信息几乎是用我父亲的生命和名誉换来的。80多岁的“分子”听说彭白山的女儿来拍戏，特别是看了《他们的岁月》之后。

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操一口宁波话，慢吞吞讲出，为了带大7个孩子，她不得不三天两头去卖血。一次走得太急满脸通红，医生怕她身体出问题留她躺下观察后再定；大冬天里，她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小布衫，好让自己快点冷下来面孔不再发红，好马上去抽血，好买米买煤……两滴浑浊老泪慢慢积聚在老人眼里。拍摄者给了彭小莲一个微小的镜头：她的两只手握着胡丽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摩挲着老人的手背。镜头不能给得再多了——完成这个采访走出孙家，彭小莲整个面孔哭肿了。

作家王戎在氧气瓶后出现在镜头前。他说康复后的25年没有地方支付。“头发白了，没办法讲道理。”说到后来，没有声音，只有老人愤怒的喘息声从他的唇边传来。镜头没有停，一个长镜头。两个月后，王戎去世了。

也有个别思前想后不愿面对往事的。当牛汉拨通电话说服舒芜接受访问，舒先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彭小莲自己听了大部分实际声音。她一遍又一遍地听这些老人的故事，但她有点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戏，她抑郁了整整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小时候，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彭小莲都会有一种恐慌:这一次绝对不会长久。慢慢地，她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生长，没有什么是不朽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她想要它。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但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还是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节选自《那些说不出的慌张》​​​​​​​

摘自《无法解释的恐慌》

附录：彭小莲电影荣誉奖项

2008年美国洛杉矶第四届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我的坚强的船》

 2004     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   美丽上海   

2004年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上海故事，金爵奖

 2004     第13届上海影评人奖十佳影片   美丽上海   

上海故事，2004年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

 2004     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   美丽上海   

上海故事，2004年第13届上海影评人奖最佳导演

 2003     第3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导演  假装没感觉   

1999年第五届中国电影观察奖最佳故事片《上海纪事报》

 1987     第2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故事片导演   我和我的同学们   

1987年第二届中国电影儿童牛奖优秀儿童少年故事片我和我的同学

 1987     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   我和我的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