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 非常之人︱咸丰帝：当庸人遇见大时代

咸丰帝画像集成电路数据图

道光三十年2月25日，69岁的道光帝旻宁驾崩，未满19岁的四皇子奕詝继位，是为咸丰帝。

他即位不到一年，洪秀全就在广西发动了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诞生时，正如火如荼。虽然咸丰尽力应对，但清朝从军队战斗力下降到官员素质。直到1861年8月咸丰去世，太平天国起义仍未被镇压；太平天国动荡不安。1856年10月，英法联军以修改合同为由出兵中国。1860年9月，他们甚至入侵了北京。咸丰被迫“北猎避暑”，再也没有回到北京，一年后死在承德。

如茅海建先生在《苦命天子》一书中所言，“咸丰帝奕詝当了11年的皇帝，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内忧外患，遍地硝烟”。

咸丰绝对不是昏庸或者暴虐的君主。只能算是一个平庸而顽强的庸才。在成平时代，他或许能像他父亲道光一样，成为一个瘸腿的造纸工人。如果幸运的话，他也可以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太平田字；但在咸丰生活的动荡年代，一代不审时势的英国大师也无法扭转颓势，咸丰的统治对清朝和他自己来说都是一场悲剧:被酒美人下药的咸丰，只活了31年。

在咸丰政治人生中，以下的6个人，或是师徒，或是父子，或是君臣，或是兄弟，他们与咸丰的互动纵横，共同定义了这个“苦命天子”。

道光帝画像集成电路数据图

道光：父与子

和他的儿子邱毅一样，道光也是人类的财富，不能再做一个平庸的皇帝。道光王朝经历的最大冲击无疑是鸦片战争。坦白说，对于当时中国人掌握的思想资源来说，换一个皇帝未必比鸦片战争中的道光帝好；但在英国人面前，无论道光帝重用谁，主要的战争派系林则徐，主要的和平派系齐山，战争的结局都不会有根本的区别。

如果说道光帝对鸦片战争之败不用担负太多个人责任的话，那么《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8年，清帝国的不思进取和拒绝变革就全然是道光的个人之失了。也就是说，打败了不是你的错，打败之后你还是苟安姑息就怎么也无法圆过去了。试想，如果道光奋然跃起，就将把中国近代化改革时间整整提前20年，也不用到了1860年代之后再次被痛击后才启动变革。

可以说，年轻的易英恨这个政治腐败的苟安八年了。在他继承王位仅八个月后，他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是驱逐担任首席军事部长十多年的张穆，以便与这死去的八年彻底决裂。

可以说，咸丰对父皇当政后期的弊政是清楚的，也有决心励精图治，实现大清中兴。

但是，除了共同的平庸之外，咸丰和道光在政治性格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面对失败都严重缺乏韧劲，最终陷入得过且过。

这一点，咸丰在刚继位时还看不出，相反，还是他坚决反对的。但是，在太平军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的过程中，原本还有些自命不凡的咸丰对自己越来越缺乏信心，逐渐从勤政变成怠政，特别是在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之后，咸丰可以说是力挽狂澜的意志彻底被击垮，不理朝政，连带也放弃了自己，用晚清笔记的说法就是,“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美人自戕”。

可以说，活到了最后，咸丰才发现自己一辈子都没有走出父亲遗传下来的政治基因。

而这一点，你甚至可以说道光是有“预判力”。道光之所以选中奕詝，除了奕詝师傅杜受田那些传说中的奇计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选择“类己”的结果。在道光的政治认知中，孝道高于才识，仁义强于事功，才华横溢的六子奕欣就这样败下阵来。

道光想为清朝找一个统治者。他认为所有的政治答案都在儒家经典和祖制中。所以他选择了咸丰，但他不知道的是，清朝对“千年巨变”是认真的，天下无计可施。选择一个像他一样平庸的君主注定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更何况我儿子的运气比他自己的还差。里面有长毛，外面有外国人。这就是“保持成功”可以保持的地方。

所谓帝王的才具，不仅仅是说已有的学问、眼光和政治实务能力，更意味着，在面对不可逆的时代变迁时，你是否能够主动拥抱变革，破除阻碍的推动变革，乃至稳妥的完成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光和咸丰都是平庸的君主。

杜受田：早亡的帝师

19岁的咸丰接管了道光留下的烂摊子，他的老师杜受田是他最大的支持者。

杜受田是一位合格的老师。用茅海建在《苦命天子》中的说法就是，“奕詝登基后朱批朱谕的文字功力在清代诸帝中还属中上，字也写得不坏，对儒家礼教和清代制度均为熟悉。考虑到奕詝智商平平，杜受田的功绩实不可没”。

咸丰继位后，杜受田成为他的心腹大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罢黜张穆等重大决策中，除咸丰外，杜受田是最重要的人物。

从帮助咸丰夺嫡的步步为营就可以看出，杜受田的忠诚与才具都是上佳的，咸丰选中他做即位后的股肱之臣无疑是最适合的。

但是，杜受田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比如《恶业之子》，说“杜受田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实践经验”。杜受田从来没有当过地方官，对具体的政务也非常陌生，也就是在他的京官生涯中，他也曾在实际操作层面工作过秘书级别，更不用说，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教育上。

杜受田对儒家经典心得颇丰，而他的政纲也是读史之人一点不陌生的，无非就是引经据典，在儒家经典和大清祖制中寻求解决办法；政治的崩坏主要是朝中缺少忠臣，人主轻信奸臣的结果，只要积极提拔忠臣罢黜奸臣，按照儒家经典办事，则天下大治可望。但正如茅海建所说，“只有做过具体工作的官员方能体会到儒家理论与实际工作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因此，咸丰继位后的几次大动作都渗透着浓厚的儒家风格，大义多于缺乏可操作性。比如驱逐穆彰阿就是“远小人”；比如求字求才，就是开辟寻找忠臣之路；比如，面对太平天国前线战斗失利的危险局面，他们只知道自己频频被免职，被别人取代。

任何政治经验都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以杜受田的人品和悟性而言，有理想相信，只要给予他充足的锻炼时间，杜受田会越干越好的。

但问题是，1852年8月，杜受田在视察江苏灾区时因病去世，刚好是咸丰继位两年多。

现在，21岁的咸丰得独自一个人来面对愈演愈烈的天下乱局了。恩师去世后，咸丰颁下谕旨称，“倘能久在左右，余时事艰虞，多有补救”。

然而，在几年后即将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仍然有机会用老师传授的“儒家正义感”来应对，最终导致咸丰王朝走向了不可收拾的世界崩溃。

叶名琛：皇帝的代理人

在外交上，咸丰最信任的人是两广总督叶。与备受怀疑的曾国藩相比，咸丰对叶的倚重和放权甚至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1857年1月5日。这一天，叶陈明被英法联军俘虏，留下了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以“不死不降不走”的名义。

咸丰为何如此信任叶名琛？究其根本，是咸丰对西洋事务毫无了解，无法“朕躬独断”；而要求甚高：既不可以引发大规模战争，又不能对洋人做任何让步。

偏偏叶假装控制易，又有责任感，所以成了咸丰南天翼的顶梁柱。

坦白说，就咸丰基于无知而生出的不可理喻之要求，放眼整个大清朝，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叶名琛事败之后三年多，英法联军才攻入北京，其间清廷使出浑身解数，和也和了，打也打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直至丢掉了北京，这总不会是叶名琛的责任了吧？

回顾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责任，自然有英法联军“想加罪”“找茬”的因素。只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很难不打这场仗。骗点钱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战斗，你就会被打败。很难说这是叶还是谁的责任。此时双方的装备差距甚至比1840年还要高。清军仍然是一支以冷兵器为主，跛热兵器为辅的古代军队。它还受到双线作战的困扰。它面对的是一支装备比1840年更好的现代化军队。尚武精神的桑格金琴，不能说不会打仗。并不是说他输给大沽口一个，输给张家湾两个，输给巴厘岛三个。

叶名琛当然有自己的问题，自居熟悉洋务但却又一知半解，以为英法联军不想真打，以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靠坚忍可以“混”过去。但叶名琛最大的失误却是在于，尽力在满足皇帝不可能完成的要求，让咸丰和整个帝国认为事有可为，叶名琛可战，叶名琛可和；而不是凭借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慢慢说服咸丰早做适度的让步。

但是这对于叶来说要求太高了吗？咸丰虽然有自己的缺点，但在外交上很固执。有可能他之所以选择叶，是因为他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非理性”。一旦叶走自己的和平之路，这种信任可能会在一瞬间丧失。

甚至可以这么说，叶名琛在对外事务上的认知能力和咸丰是类似的保守固化，只是因为才具远胜于咸丰，一线办事经验远胜于咸丰，又勇于任事，在某种程度上被咸丰视作“代理人”，这才成就了咸丰和叶名琛这一段的“君臣相遇”。

这种基于共同认知缺陷的“君臣之会”，不仅毁了有成名之势的叶，也毁了不知天下大势却自以为是的咸丰帝。

肃顺：湘军的伯乐

肃顺的上位过程有点像小沈阳，他也是一个侍卫，偶然被皇帝看中。

如果说叶名琛是咸丰在“夷务”上最信任之人的话，那么肃顺则是咸丰在内政上最倚重之人，特别是在咸丰朝的后半期，肃顺是无人可以争锋的权臣。

虽然肃顺后来在“心有政变”中被杀，声名狼藉，但正如毛海健先生所说，“无论肃顺多么强大，他都是清朝最好的‘宰相’之一”。

肃顺对咸丰朝最大的功绩在于，在作为大清朝基本武力的满蒙八旗日益腐化，无法担任平定太平天国主力军的历史时刻，肃顺凭借咸丰对他的宠幸，顶住了各种政治压力，大力推动赋权曾国藩、左宗棠等汉臣，成为了大清朝日后平定太平天国的“幕后英雄”。

若不是的支持和一手保全，曾国藩在咸丰的打压下可能始终达不到自己的野心，而自大的左早在内部政治斗争中就被杀了。他将来怎么谈“同政府治中兴”和“中兴名臣”？

其中最有趣的是，倚重满人、防范乃至打压汉臣其实是咸丰本人的圣意，肃顺能迅速上位也部分要“归功”于咸丰的这一国策，但肃顺上位后，却偏偏利用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竟可以做到在不让咸丰感到不快的同时，重用湘军和汉臣。虽说其中不无玩弄皇帝于鼓掌之中的意思，但我还是想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赞一句：“肃老六，干得漂亮”。

政治用在了该用的地方，没什么好批评的。此外，这也是肃顺一贯的政治观点。他最著名的一句话不是“我们有很多旗手和混蛋，他们知道什么？”

当然，肃顺的才华和开明主要体现在内政上，在对外事务上，他的水平至少不比叶名琛更高，肃顺的那些源于传统思想资源的高超权术也悉数失灵了，联军进京，皇帝狼狈北狩，你作为帝国头号权臣自然也是难脱责任。

据说肃顺在外交上是个强硬派，但这个身份不能成为护身符。

曾国藩画像集成电路资料图

曾国藩：被猜忌的湘军之父

咸丰和曾国藩，彼此有些看不上，但又不得不合作。

咸丰即位之初，曾国藩便给皇帝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调激烈的批评了咸丰的三个“流弊”：过于注重小节，有“琐碎”之风；“徒尚文饰”，注重虚名；刚愎自用，骄矜自是。

咸丰脆弱敏感，自尊心特别强。看完曾国藩的奏章，他大发雷霆，准备接受惩罚。后来，虽然他听了大臣们的建议后放弃了，但他还是和曾国藩发生了争执，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给他穿小鞋。

但正如张宏杰在《曾国藩传》中所说，这次上疏也有某种正面效果，显示了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

只是记仇的皇帝想想而已。咸丰与曾国藩更大的矛盾来自咸丰对半官方军队项的猜忌和打压。毕竟咸丰还是不信任汉人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咸丰与曾国藩这样一种相处模式。咸丰为了对付太平天国，不得不用曾国藩和湘军；但只要战事一顺利，就回过头来打压湘军，尽量不给曾国藩太多实权，1857年，咸丰甚至还找茬彻底夺了曾国藩的权，打发他回乡；等曾国藩下野了，前线战事又失利了，实在无人可用的咸丰才发现对付太平军不能没有曾国藩，又要启用他，但还是不愿意授以全权，直到局势进一步恶化，咸丰才被迫放下猜忌，授以曾国藩两江总督，这才成就了湘军的传奇。

但是，如果咸丰还有可用的军队，他不会给阿香机会。换句话说，他只是太平军和湘军之间，洪秀全和曾国藩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咸丰与曾国藩的暗战中，咸丰固然是各种私心和算计，而本性过于刚强的曾国藩对咸丰也未必都是处处恭顺，时时惹得咸丰大怒，进一步恶化了两人的关系。从内心里，曾国藩已经将这位皇帝的才具和胸襟看扁了，他对咸丰的忠诚，已经鲜少私人层面的君臣相遇，可能只是出于一个正统儒家士大夫对皇权体制的尊崇而已。如果不是肃顺在两人其间的调和，“见小不见大”的咸丰可能到最后也不会对曾国藩让步，那就真的是大清之悲天国之幸了。

可想而知，如果咸丰没有英年早逝，后期会出现各种与曾国藩掰手腕的马刀，这将为太平天国的最终平定增添各种不确定性。

对于曾国藩和湘军而言，与像慈禧太后和恭亲王这样的聪明人合作，才是真正的君臣相遇吧。不然，太平天国能否在1864年平定，难说。

恭亲王:哥哥的夜壶

在咸丰朝，恭亲王奕欣在大多数时间是靠边站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咸丰怎么会去给这位储位竞争对手太多机会呢，更何况奕欣的资质是要强于咸丰的，对此咸丰虽然未必会承认，但由此产生的忌惮和防范之心是客观存在的。

但在两个关键时刻，不在身边的咸丰还是想到了宜信。

第一次是1853年秋，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北京，咸丰不惜违反亲王不入军机处的祖制，启用奕欣为军机大臣，这自然不是因为咸丰有多么器重奕欣，而是说明了当时局势已经恶化到何种地步了，咸丰才想到了打虎亲兄弟。

从1853年11月到1855年9月，易信在军事部门呆了将近两年。用毛海健先生的话来说，“他虽然没有政治经验，但以他的才华、奉献和谨慎，甚至帮助咸丰帝渡过了难关”。

但就在1855年秋， 因为奕欣“强行”为病逝的生母争皇太后的名分，被惹怒的咸丰革去了奕欣军机大臣等职务，发回上书房读书。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与鸟作揖”。今年5月，太平天国北伐军全军覆没，义新已经失去了“救急”的价值。

这一赋闲就是5年之久。

第二次是英法联军兵临城下。1860年9月，咸丰出逃北京时，他任命宜信留在北京处理这个大烂摊子。这样，宜信被咸丰视为自己的夜壶。

尽管奕欣后来以洋务和擅于和外国人打交道闻名天下，但他的这些能力和眼光部分也是被“逼”出来的，如果不是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清军一败涂地，恭亲王也未必会变得身段如此柔和。

从与英法联军的谈判来看，宜信并没有表现出超越同时代清朝官僚的任何光彩。愚昧保守是当时整个清廷的共同特点，当初也是主战派的恭亲王也好不到哪里去。灾难性的战争之后，易信的西化能力慢慢培养起来。虽然他才华横溢，但指望他超越时代，从一开始就对洋人和西化有超前的认识，是不现实的。

如茅海建所说，奕欣的天资是体现在谈判之后，“这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表现出极高的悟性、好学精神和接受新事物的勇气”。

在未来，易信将自己的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此时身在避暑山庄的咸丰呢？寄情于酒色之中，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让他不用去面对大清天下的糜烂。我相信，直到他驾崩前的那一刻，他仍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仍然生活在天朝上国的华夷秩序幻梦中，而不知悔改。

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光肯定选错了接班人，而只活到30岁的咸丰可以说是受害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