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监 宦官领兵：明朝历史中神秘难解的现象

本文选摘自《明代宦官》，蔡石山着、黄中宪译，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经授权，本站转载。

说到职责的重复和部分重叠，最明显的例子出现在明朝的军事机构中。明成祖指派宦官担任御前侍卫和御前侍卫，让职业指挥官带着宦官带兵，让他“坐以待毙，放松身心”。可以说，在军事指挥系统中设置宦官是明朝历史上神秘而又困难的现象之一。因为这样的安排，一直有传言说明廷的核心圈子里充满了勾心斗角。这样的谣言真的很精明。它们出现在14世纪和15世纪之交。

1402年至1403年内战期间，已有许多宦官展现军事长才，且有许多宦官在秘密情报工作上为永乐帝的夺权立下大功。永乐帝在登上大位的过程中，作风残酷，以铁腕镇压所有反对势力，无疑让许多人哭，让许多人流血。1403年起，永乐帝指派精于战术的宦官到边疆、沿海和最需军事镇压的地区，对付他的顽敌。8年后，永乐帝命宦官马靖镇守甘肃，马靖因表现出色，获得朝廷授予相当于法国十字勋章的殊荣。马靖的职衔是镇守，在明朝军事体制里一般位列正一品。马靖获指派的任务只是“巡视”，但宦官之参与明朝军事机构，无疑已经开始。1411年时，至少还有3位宦官在几个军事单位里担任监察。

1424年夏，永乐皇帝在玉沐川去世时，有实权的宦官马云命令他不要出殡。直到安全带回明朝远征军，他才放出这个坏消息。接着，1425年1月，海军上将郑和被封为南京守军；一个月后，宦官王安被任命为甘肃巡抚，宦官成为一种习俗。1426年夏末，黄壤和陈进两个宫廷太监被派往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淮安，镇压汉王许高领导的叛乱。简而言之，永乐皇帝死后仅两年，明朝宦官就越来越依赖于军务管理。但最重要的任命发生在1439年，当时正统皇帝违背明朝的传统，任命宦官吴成和曹吉祥为总兵，命令他们平息四川山区的叛乱。

接下来几年，愈来愈多宦官被委以军事任务，特别是扞卫北疆。最着名者包括曹吉祥、刘永诚，两人都被授以统兵之职，守卫长城关口和长城以外地区。但最引人注意的任命案，乃是指派另一位女真人出身的宦官，即后来成为第一任辽东镇守太监的亦失哈，招抚中国东北边疆地区。亦失哈上任后，一再派兵远征西伯利亚，以收服该地区的部落，扩大明朝势力范围。应该指出的是，明朝进行这些人事任命时，战事平息已久，因而这些宦官似乎获准可灵活行事侵夺武官的职权。然后，爆发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正统帝听信宠臣宦官王振的意见，御驾亲征，反遭掳走。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振，承担了这场大祸的所有罪责。

但是，宦官对明朝军事力量的介入并没有减少，因为当时也是明军研制新式火器的时期，又因为火器的制造方法被视为国家机密，新式火器只能在宦官的注视下在北京制造。有一种粗制的大炮用黄铜或铁做成箭囊；将装满火药和石头的内筒从枪口放入，士兵们点燃导火索，这样石头就可以从箭袋中射出。第二种火器是现代火炮的原型之一。士兵用这种武器在100米外射出铁箭。随着这种新技术的出现，宦官的贡献不得而知，但明代史料显示，朝廷指派他们在北京周边的山区架设火炮。1448年，两名太监曹吉祥和王进成为首都炮兵团的指挥官。20世纪50年代，仕途亨通，终于当上了监国的掌印太监，他的一个侄子被封为侯。然而，曹吉祥野心太大，以至于在1461年初秋突然发动兵变，所以他的结局并不好。兵变被击败，曹吉祥和他的亲属被处决，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曹吉祥的罪行并没有削弱宦官的整体权力，但它表明明朝的军事制度开始偏离最初的构想。

明朝军官，一如明朝文官，有等级之分，最高是正一品，最低是从六品。设于县内的军事地区叫“所”，编制约1120名士兵，指挥官位列正五品。涵盖两县的军事地区叫“卫”，理论上编制有5600人，指挥官位列正三品。15世纪初期，全国约有493个卫、359个所，但由于边界一直不定，卫所数目在此后大增。除了派驻各要地的卫所部队，还有戍守京师的四十二京卫和直属于皇帝的亲军十三卫。镇戍北京、南京的京卫后来增加为七十二卫，亲军卫则膨胀为二十六卫。据明朝官方记录，1392年有兵力1198442人，但到了15世纪40年代已增加为3150000人，16世纪末期则达到4000000人。17世纪之前，大部分军人为世袭军人家庭的子弟，但之后，募兵取代征兵。

此外，在士兵数量增加的同时，士兵的素质却在下降。因为到了明末，雇佣兵成了士兵的主要来源，军官文长期不查。指挥官经常夸大开支，夸大参战士兵的人数。更糟糕的是，许多士兵被指挥官调去为他的个人服务。似乎因为无能、腐败和缺乏严格的训练，部队最终失去了战斗精神。1550年蒙古人入京，兵部尚书只能集结五六万兵，不得不被迫作战。耶稣会牧师利玛窦写道:“这些身披坚甲的人，都过着可鄙的生活，因为他们从事这一行当，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对皇帝的奉献，或者对荣誉的热爱，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利玛窦说，明朝衰落时期，军队是社会垃圾的垃圾场，到处都是游手好闲的人、流氓、囚犯和抢劫道路的土匪。

一如在文官体制上的规划，明朝开国者也从抓住兵权的角度，在军事制度里设立了数道安全机制。所有卫所地区统归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军都督府管辖，由五军都督府掌管全国卫所军籍。五军都督府各由一群人数不定的都督领导，分别是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都督掌控军队的战术方向，监督军事行政体系方面的专业作为，但基本战略的制定以及人事、军需供给、部队动员的决定，皆操在北京的兵部之手。兵部由一位正二品的尚书和两位正三品的侍郎领导。简而言之，都督只能执行兵部的命令和政策带兵打仗。有战事时，部队奉京城命令，从多个卫所动员，总兵官则从五军都督府中选人担任。但战事一结束，部队即回归各自的卫所建制，总兵官归还将印。设立这样的制度，旨在防止带兵官与士兵建立亲密关系，而一旦碰上紧急军事危机，这样的制度也带来许多统合、沟通上的问题。

在新疆和北京冯静恩地区的边界上，随时都有必要派兵守卫。因此，明朝的皇帝经常使用他们信任的太监，而不是出生时就是职业军人的总督。永乐以来，侍卫与宦官关系密切，不在五军管辖之下。就连北京的精卫也不受五军军长的监督，而是被皇帝的宦官严密控制。自142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太监被赋予了守卫军队的职责。在此之前，镇守的职责只授予公众，侯，博或其他显贵。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宦官成为镇守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起到了补充而不是替代武官的作用，在这里，明朝政府双头马车的管理特点再次凸显。

最初，镇守太监只派到易遭侵犯的城镇、要塞、港口、长城关口、边境关卡和其他需要派兵驻守的边疆地点，但随着时日推进，愈来愈多宦官基于某种理由被派往内陆要塞，朝廷特派的镇守太监与武官共同统率附近卫所地区的部队。例如1445年，有一位镇守太监与另外13位武官在盗匪为患的闽浙两省密切合作。有时因情况需要，一个省级单位内派驻的太监不止一位。山东始终由一名镇守监管，但1494年，弘治帝指派其亲信宦官李全前往专门处理黄河泛滥引发的民乱。云南也有一名常设的镇守太监，但为防土着叛乱，弘治帝加派宦官孙叙前往，使西南边疆的镇戍兵力增加了一倍。在明朝九个最敏感的边疆地区，这类任命更为频繁。这九个军事重镇，即所谓的九边，包括位于今中国东北的辽东，位于北京东北的蓟州，位于北京西北的宣府，位于山西北部的大同，涵盖山西中部、西部的太原，陕西北部的榆林，涵盖陕西中、西部的固原，陕西北部长城外的宁夏，还有极西的甘肃。整个明朝始终有镇守太监常设或短期驻守这些战略要地。

在京畿，明朝皇帝特别在意安全问题，因此设立了更为严密的数重卫戍部队。16世纪初期，有24位镇守太监派驻北京都会区北缘各地。例如昌平镇守太监守卫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维护长城上等距布置的城垛，以便有敌情时发挥烽火台功能。此外，在保定、蓟州各有一位镇守太监，蓟州镇守的职责是保卫靠近渤海的战略要地山海关。到16世纪中叶，6000千米的长城沿线129个关口的每个关口及重要城市、边疆地区许多重要的寨和关卡，乃至圣山或运河沿线的贸易站，全都在皇帝宦官的监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