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与盾 廖涵：探寻明清江西之社会内涵

一

江西，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给人的印象是经济不发达，人口外流，观念保守。似乎除了青山绿水没有优势。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江西又是另一番景象:唐宋时期，物美人杰，名人辈出；近代，是豪情壮骨的共和国摇篮。明清时期的江西很难给出一个大概的图景:一方面，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文化繁荣，文人雅士的数量可以与江南地区相提并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四面八方的流亡，社会的汹涌澎湃，大大小小的地方叛乱相继爆发。如何进一步认识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是江西历史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韩国历史学家吴金成教授所着《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一书，通过多角度的考察，指出明清江西的总体特征是“矛盾的社会”。作为一个韩国学者，吴教授选择明清江西社会为研究对象并无特殊原因，仅是为了深化其早年有关明代湖广的研究。在探索“明代江西地方水利开发与绅士”问题的过程中，他发现，明初以来的江西文运昌盛，与湖广同为中国之谷仓，却也是粮食与人口的流出地区。正是这一社会经济层面的矛与盾共存的魅力，吸引了吴氏的研究兴趣。然而，从事江西区域史研究并非易事，尤其是搜集资料的工作颇多困难，吴教授便遇到了多处江西省内图书馆不向外国人开放的情形，因而怀疑“选择江西作为地区史研究的对象，是不是一个错误”。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针对外国人，不少在外求学并从事江西研究的本地学子亦有类似的感受。在新近出版的《江西省大志》一书的后序中，江西资深学者许怀林教授提及，该书在1987年已完成点校工作，因长期得不到资助，出版事宜一推再推，过程十分坎坷。此间，三名整理工作者有两位已经仙逝，年逾八旬的许教授亦感叹“阎王给的时间不多了”。其文化事业之困境，总归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不只是个别机构的问题。

史料搜集虽有困难，但并非不可克服。吴教授的代表作就是最好的证明。从近年来新兴的研究成果来看，江西实际上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好选择”。一方面，自唐宋以来，江西文学繁荣，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在《矛与盾并存》一书中，吴教授使用的史料不仅包括国家正史、政论类书籍，还包括江西籍学者和江西官员留下的大量藏书、笔记、政论类书籍，以及相关县的地方志全集。除了上述传统史书记载，江西还有丰富的地方档案和值得深入发掘的民间文献，包括各个村落的家谱和充斥文物市场的各种契约文书。曹、刘师古等编纂出版的《鄱阳湖区文书》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这套丛书汇集了明中叶以来鄱阳湖地区的合同、诉讼文书等多种文书，是渔民生产生活的珍贵资料。区域史的研究有赖于地方文献，而江西具有天然的优势，势必为相关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江西地形复杂，山河相间，省内各地的社会经济情况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北部以鄱阳湖区为中心，地势平坦，开发较早，大量民众以水为生；中部以赣江及其它大河的中下游为中心，交通发达，农业繁荣，人文荟萃；赣南以及边界地区则属山区，经济形式多样，人口流动频繁，也是地方叛乱频发之区。不同的地形特征造就不同的经济形式，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社会，深入考察每一种或许都能丰富对传统社会的认知。

鉴于此，吴教授将《矛与盾的共存》一书分为三章。他以人口流动、士绅阶层、城市居民为主题，全面分析了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经济中“矛与盾”的共存与演变，探寻了明清时期江西繁荣与近代衰落的历史原因，进而通过中国的缩影江西一窥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

二

明清时期江西社会中的“矛”与“盾”可谓无处不在，最突出的当是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化与不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元末乱后，明初实行劝农政策和李佳制度，江西社会日趋稳定，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到明朝中叶，江西的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上，耕地不断开发，大量粮食出口江南、福建；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手工业发达，水和土地重要的商业城镇日益发展，陶瓷、造纸和茶叶等产业正在兴起。在文化上，江西继承了明代宋元时期的儒学传统。儒学在冀州、福州等地大量涌现。学者高官成群聚集，有时有“翰林多吉水，面向半个江西”的传言。与此同时，江西地方社会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土地集中在士绅贵族家庭，人民的赋税和服务负担日益加重，人口增加造成的“地狭人密”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被迫谋生的村民分散在各地，李佳制度难以维持。

流散人口是明中叶以降江西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总体上说，江西的人口流动有三个方向：一是从农村地区流向有待开发的山区，二是从经济先进地区流向经济落后地区，三是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和手工业地区。人口流向山区，一部分人选择在山区开垦农田并定居，一部分人未能适应山区生活而变成了贼寇，最为典型的当属正德年间的赣南地区。赣南位于闽、粤、湘、赣四省之交，区内地势险峻，人群结构复杂，土着、客民、少数民族杂处，四方而来的流民集结其间，加之国家力量向来薄弱，致使社会治安混乱，是地方行政之大患。为此，王守仁被荐为南赣巡抚，受命平定数省毗邻之区的盗贼。王守仁到任后，先推行《十家牌法》，重整兵制，再镇压贼寇，削其匪首，安插“新民”，新置县衙，后设书院，讲礼义，均赋役，行乡约、保甲之法，巩固社会秩序。在镇压盗贼的过程中，他意识到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进而提出“致良知”的哲学命题。

去经济落后地区的散居人口，一部分流向了省内的边缘地区，而更多的人去了外省。他们往往携带着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商业理念，这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福州、吉安、南昌等经济发达县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地区，而大规模商人则是江西流出人口的代表。江西商人又称江油商团，主要经营当地特产，如粮食、茶叶、木材、陶瓷、纸张、夏布等手工艺品，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西南、南方地区，对湖广、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最为明显。江西商人进入西南地区从事贸易，租田租房，然后定居下来，鼓励子女经商，培养绅士，同时协助当地水利建设，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政府勾结，控制市场，操纵价格，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害民害民，危害地方秩序。晚清江西开埠后，江西商人迅速衰弱，不仅失去了其他省份的商业竞争力，还夺走了外商对省内贸易的控制权。

究其原因，除了晚清开埠的客观原因外，自身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从与徽州商人的对比中，或可探知一二：一是江西商人的优势在于人数、活动地域和经营商品种类的范围大，劣势是多为家族式经营，资本规模小，经不起与徽商、晋商的商业竞争；二是江西商人离开家乡后疏于同家乡保持联系，甚至完全断绝；其三，江西商人同官府的关系相对松散，不如徽商、晋商那样敦实，江西商人在外发生争讼时，在朝的江西籍官员视若罔闻。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江西的经济地位越来越弱，活跃了五百余年的江西商人亦一蹶不振。

进入城市和手工业城镇的人口包括商人、雇员、恶棍和其他群体。商人是城市人口的主导阶层，工匠是城市人口的主要群体，流氓是繁荣背后的阴影，是城市社会的安全隐患。明清时期江西的城市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衙门所在的城市，一种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事实上，工商业城镇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明清江西“四大名镇”中，景德镇、樟树为专业镇，河口镇、武城镇为商贸型镇。景德镇位于饶州浮梁县，自唐代以来一直是瓷器生产中心，因此被誉为“千年瓷都”，是专业镇的代表。明朝中叶以来，随着工匠制度的崩溃，民窑迅速发展，一大批优秀的陶工和外来劳工相继而来。到了万历年间，已有十多万人，市区相当大。在景德镇，大商人控制窑产，攫取主要利润，组织生产的窑户多为小企业，经常与陶工交换身份；陶工的生活非常艰苦，在承受高强度劳动负荷的同时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以至于陶工经常罢工，罢工求待遇。在适当的时候，城市里的恶棍经常乘风破浪，纠正战斗并从中获利。位于广信地区盐山县河口镇，通木水与新绛河交汇处，是连接江南与赣闽粤的交通枢纽。河口镇没有特产，但背靠茶叶、纸张主产区，是以加工、转移茶叶、纸张等大型贸易为主的贸易型镇的代表。从明末开始，河口镇就挤满了商人和商品，工匠和流氓集团蜂拥而至。其居民结构和社会问题与景德镇相似。不同的是，引领河口镇沉浮的是商人阶层。他们不仅与政府关系良好，还积极开展公益活动，践行儒家思想，不断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景德镇

除了流动人口，影响江西经济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广东贸易体制。清中叶确立的广东贸易体制把江西经济推向了巅峰，而它的废除则将江西经济推下了深渊。在此体制下，从北京到广州的帝国动脉自北而南贯穿江西，江南、福建等周边各地的大宗商品均须经此运往广州，从而带动了沿线市镇的繁荣，如大庾、赣州、樟树镇、吴城镇，等等。不止如此，通过鄱阳湖和赣江的支流，商路沟通江西全境，商人和资本的触角随之而来，拓宽了江西特产的外运渠道，以致乡村市场遍地开花，运输工人、手工业者、流氓无赖等非农业人口奔走竞食，整体上提升了江西的经济水准。

三

江西是王守仁体悟“致良知”的重要场所，也是阳明心学传承并发扬的主要地区之一。追求“天下大同”的王氏门徒，在江西各地为唤醒绅士们的“同类意识”和普罗大众的“良知”而不懈努力。于是，以儒家士大夫自居的绅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己任上，又增添了“教化乡里”的职责。

明代时期在赣南“山贼”期间，意识到要除掉王的“心中贼”，就要教育他回归“良知”，比王更有先见之明的自然是儒家士大夫。因此，即使王守仁忙于军事事务，他也应该及时与他的主人讨论启蒙的实施。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设立大会，设立社会研究，办书院，开展“致良知”的讲学活动。平定“宁王之乱”后，说他病了，回到了家乡，但他的教育精神却在江西扎下了根。人聚的集安府，是践行“四人不同业同道”的代表区域。汉武帝时期，以邹守义、罗鸿燊、为代表的王弟子，在江西地方官的配合下，争相仿效杨明先生，投资兴办书院讲学，兴办社议教义，以期“明人伦”，改变士人作风。一度举办白鹿洞、白鹭洲、福真书院、清远社、尹喜社等讲座，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齐聚新月。先生们不仅互称“同志”，还自称“我的党”，互相制约，增强了群体的“相似意识”。引导普通人穿越君子，发现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希望“街上的人都是圣人”。

对江西绅士阶层来说，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天主教。明万历二十五年，由“西僧”变身“西儒”的利玛窦在南昌定居。通过着儒服、讲汉语、翻译汉籍、交结地方士绅、展示西方奇技等手段，利玛窦及其谨慎宣讲的天主教并没有引起地方社会的反感。十余年后，随着利玛窦的离开和接任者苏如望神父的去世，邱良厚、李玛诺等并不精通汉文化的传教士面对日渐增多的信徒，开始购置大房子，公开传教，招致了南昌绅士群体的不满，引发了一系列争讼，是为“南昌教案”。然而，南昌府的判决对提起诉讼的绅士们十分不利。官府认为，传教士们并无违法犯忌的行为，不予以处罚。这将南昌绅士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结果不仅没能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反而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更多的平民加入到信仰天主的队伍。从实质上说，“南昌教案”不过是绅士们遭遇文化碰撞后的过激反应。绅士们认为，信仰天主危及国家自尊和祚命、破坏传统之风俗，威胁到传统文人的优越感；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聚众传教，教会拒绝与绅士合作，严重地削弱了绅士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绅士们夸大其词无非是想借此强化其内部认同和“绅士公议”的社会权威。

清朝时期，江西经历了两次兵变，即明清定阁和太平天国运动。这期间土匪、土匪激增，社会秩序失控。绅士是战时安抚当地人民的主要力量。从顺治清军入关到顺治六年金圣焕倒台的五六年间，无论是清军、叛军、南明军、勤兵猛士，还是趁乱打劫的土匪、流寇，凡是携带武器的都是盗贼，到处烧杀抢掠，社会治安处于空窑洞状态。江西各地都在呐喊。“一个县没有村，一个村没有家，一个人没有完美的家庭，一个人没有女人”。赣南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明末清初，赣南闽粤流民以“柯岗”为组织，毒化一方。生死之际，江西绅士们分散财富，鼓足勇气，活在乱世:从私人角度看，武装自卫可以保护家人，维护家人的生命财产；从公共层面来说，它可以维护一方的稳定和生产，也有防止农民逃跑成为小偷的功能。清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江西士绅不再勤政，而是接受了新王朝，成为建立满清统治秩序的辅助力量。因此，清初赣南乃至江西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稳定，是通过清廷的安民政策，以及县县地方官绅的协助而实现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江西的悲剧形势比清初更为严峻。不仅太平军、土匪、土匪等土匪烧杀抢掠，大名鼎鼎的湘军也常因军饷不足而劣迹斑斑，与土匪无异。尽管如此，士绅阶层还是坚定地站在清廷一边。原因很复杂，既有太平军不使用士绅反对儒学的因素，也有清廷要求地方组织推行应永教的命令。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公共事务还是私人事务上支持清廷都是有利可图的——它不仅可以保护一个人的生命，澄清绅士作为社会领袖的声誉和权力，还可以增加地方，守护著名宗教和国家的生命。

在城市生活中，绅士虽然也是社会的支配阶层，但并非是唯一的权威，因为富商为扩大经营也时常发挥与绅士类似的社会职能，并能通过捐纳科举功名和培养子嗣参加科举而跻身其中。商人没有科举功名，绝对的社会地位也不如绅士，但二者的社会功能并无实质差异，诸如倡建地方公益事业，调停同乡、同业组织间的纠纷，掌管会馆财产、主持祭祀，安抚民变，应对无赖，等等。

总之，自明朝中叶以来，一大群绅士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发挥了辅助国家权力统治乡村的作用，而且还为乡村社会代言，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庐山

四

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表明，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绅士领导乃至各种矛盾都不是江西独有的历史现象。因此，关于明清江西社会特征的讨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当下江西区域史研究日趋细化，考察地域范围多是一府一县，一村一姓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基于上述观察视角的研究成果，虽能“深描”某一区域社会的特殊性，却无法勾勒江西之全貌。因此，我们认识了崇拜许逊的南昌，以水为生的鄱阳湖区，棚民聚集的赣西北，绅士支配的抚州和吉安，以及地方叛乱迭起的赣南山区，却难以形成对江西的整体认识。试问，自北宋天禧四年设立江南西道起，江西便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行政单位之一，这片同处鄱阳湖水系的地域，经宋元明清四朝近千年的形塑，就没有形成一套共享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使之构成一个区域共同体？如果有，在“矛”与“盾”并存的种种表象之下，明清江西社会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要探究这一点，首先要给江西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从事区域史研究的学者，往往想方设法抬高研究对象的历史高度，以凸显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意义。吴教授认为，明清以来，江西由盛转衰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江西来观察中国。持这种观点的人远不止一个。台湾学者熊丙真曾在《清政府对江西的管理》一文中提到，“明清江西走过的道路与整个中华帝国留下的轨迹是相融的”。江西真的这么典型吗？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明清以来中国由盛转衰的轨迹是从全球视角观察到的相对印象。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许多方面与明清时期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近代江西，新的历史环境导致了一些城市和行业的衰落，也刺激了其他行业和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明显。无论是内陆还是塞外，华北、长江以南、东南沿海的历史周期在中原并不一致。总结江西历史，无异于管中看豹。

相较而言，台湾学者于志嘉教授所着《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一书与《矛与盾的共存》的考察范围完全一致，但选择江西的理由大相径庭：一是因为江西的文献资料容易获取，二是因为，“江西地居腹里，相较于两京或边防、海防地区，其军事地位并不重要，其卫所军役内容相对而言也较为单纯”。综观明清格局中的江西，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既不是中心，也不算边缘，更没有什么离奇的极端情况。故以愚之见，与其主观地将明清以来的江西拔高为中国历史的缩影，不如将之置于“帝国腹里”的位置，分析它曾经的辉煌及近代的平庸，所得之认识可能更加贴近历史实态。

当然，任何单一视角下的研究均不足以洞察一个省级区域的社会全貌，理解明清江西社会的内涵尚需多角度、深层次的持续研究。